“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曹操(《三国志·武帝纪)

公元190年春末，各路联军陆续抵达前线，但都没有率先进攻的意思。袁绍、孙坚等人的部队远来疲惫，需要休整，还可以理解；但刘岱、张邈等人在酸枣驻扎了二、三个月，虽然人数众多，却各自为政，整日相互请客吃饭，不思进取。曹操见再这样下去，会坐吃山空，十分焦虑，于是对刘岱、张邈等人说：“我等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经聚集起来，各位怎么又开始迟疑！如果董卓死守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便行为再残暴，仍然足以制造祸害。现在，董贼胆敢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是老天要灭亡他的时候啊，我们一战便可平定天下。”诸侯仍然没有响应的意思，但同意让曹操等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带领本部为前锋，率先出击。

曹操急于立功，于是和夏侯惇、曹洪等人带领自己从陈留和谯县募集的5千兵西进，计划攻占军事要地成皋。卫兹觉得这点兵实在太少，又四处活动，终于向张邈借来3千人。另外，鲍信、鲍韬兄弟也率部出发，与曹操、卫兹组成了酸枣方面军的先遣部队。

由曹操、卫兹、鲍信、鲍韬指挥的这支先遣部队到底有多少人，是个疑问。按照此前的史料记载，曹操与卫兹募兵5千，卫兹又借兵3千，鲍信、鲍韬募步兵2万，骑兵7百，这些人此前未有损伤，所以合起来应有28700人之多。然而，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一文中，却说当时仅有数千人参战。大概曹操指的只是自己的部下，没有包括卫兹、鲍信、鲍韬的部队。因此，酸枣方面军先遣部队应当有2万余人，相当于一个军，鲍信为军长，曹操、卫兹、鲍韬为师长。无论从将领的素质，还是从士兵的战斗力来说，这支部队都是酸枣全军中最强的。如果他们首战获胜，联军自然会跟进；但如果他们失利，联军便只能转攻为守了。

先遣军进至荥阳东郊，渡过汴水(也就是联通鸿沟与黄河的汴渠)，在西岸与徐荣率领的董卓东路军相遇，内战就此爆发。与董卓的西凉兵相比，联军的数量和装备都不占优势，又缺乏军事经验，所以很快就陷入被动，但仍然苦战不退。傍晚时分，卫兹与鲍韬阵亡，曹操与鲍信都受了伤，曹操的战马也被射死。曹洪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曹操，让他赶紧逃命，曹操不肯接受。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可没有您！”于是保护曹操与鲍信趁夜撤到汴水，坐船逃走。徐荣本来计划继续进攻酸枣，但见联军的抵抗如此顽强，认为酸枣还不易攻取，于是引兵回洛阳去了。从这个角度看，汴水之败，卫兹与鲍韬之死，展示了反董联军的战斗意志，保护了酸枣大本营的安全，对于战争的全局并非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场惨败为曹操积累了丰富的军事阅历。10年之后，他将与袁绍的大军在汴水流域的这块伤心地上对峙，史称官渡之战。曹操虽然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却没有在这同一块战场上失败2次。

曹操与鲍信怀着悲痛与失落的心情逃回酸枣，见诸侯联军仍然在饮酒作乐。曹操大怒，批评他们，并且说：“各位如果能听从我的计策，就让袁勃海(袁绍)率河内兵马渡河攻孟津，酸枣诸将占领成皋和敖仓，攻取轘辕、太谷二关，控制天险，再让袁将军(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渡过丹水，攻入武关，威胁三辅。这以后，我们都高垒深壁，挂免战牌，多设疑兵，示董卓集团以天下形势，他们很快就会分崩离析。现在各位却迟疑不进，令天下人失望，我曹操为你们感到羞耻！”刘岱、张邈等人还是不能采纳。

曹操的这段话，说明他当时还相当缺乏军事头脑，难怪会惨败给徐荣。汴水之战已经把联军缺乏战斗力的缺点暴露得淋漓尽致，如果袁绍面对董卓军主力，强行渡河攻孟津，可以肯定，很难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曹操、鲍信等人以相对精锐的部队攻打成皋，却连成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便溃败在汴水，反而寄希望于其他没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带着新兵去攻占成皋、敖仓、轘辕、太谷等众多要塞，然后再“高垒深壁，挂免战牌”，岂不是痴人说梦？只怕仍然连一座要塞都打不下来，最终落得一个全军覆没的下场。各路诸侯为保存自身实力、维护自身利益起见，肯定不会采纳曹操这种高风险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从战前的兵力部署看来，这显然也正是袁绍和袁术的作战计划，曹操并没说出什么新东西。曹操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军事天才，他此后的用兵如神，都是靠不断积累战争经验，总结失败教训而来的，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

看到酸枣方面军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曹操于是与夏侯惇、曹洪等人返回故乡谯县，然后去扬州募兵。曹洪家资富庶，驰名江淮流域，所以首先率家兵千余人到扬州庐江郡见陈温。陈温是袁绍的汝南老乡，赞成袁绍的事业，又与曹洪颇有交情，于是欣然调给曹洪上等甲兵二千人。曹洪又渡江到丹杨郡，太守周昕命弟弟周昂(又名周喁)征调二千余人，与曹洪一同北上，和曹操在沛国南部的龙亢县(今安徽省龙亢镇)会师，总兵力应当不下6千人。由此可知，曹操自己并未去过扬州。见了援军，曹操大喜，任周昂为军师。周家是会稽郡的豪强，势力广布于扬州，周昕又是陈蕃的学生，无疑也属于党人，所以袁绍和曹操都重用周昂。周昕忠于袁绍的事业，后来又陆续发兵万余人助袁绍和曹操征伐，终于因此被袁术和孙策杀害。

虽然重用周昂，但曹操却难以讨得扬州兵的欢心。抵达龙亢之后，扬州士卒不服豫州的水土，联合叛乱，夜间烧曹操帐。曹操、周昂、曹洪等人率领5百余名忠诚的部下拼死冲出军营，逆浍河而上，经铚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西)跑到谯县北方的建平。在故乡又招募了几百人之后，曹操一行便带着这千余名士兵北上渡河，到河内郡去投奔袁绍。没想到，他在那里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抵达河内郡之后，袁绍得到了2个令他悲痛不已，但应当也在意料之中的消息：董卓杀死了汉少帝和袁绍在长安的全部亲属。后一个消息只能加深袁绍、袁术对董卓的仇恨，并增强他们的号召力，但前一个消息却使他们身陷困境。其实，联军一组建，董卓就必然要杀少帝，这并不难预测。但就像张勋正要率辫子兵搞复辟，而溥仪却突然去世了一样，袁绍号召大家帮助复辟的汉少帝现在已死，这种处境实在有些尴尬。身为联军统帅，袁绍现在必须向天下明确宣示：在战胜董卓之后，他是继续辅佐汉献帝，还是另作打算？如果继续辅佐汉献帝，那么现在继续讨伐董卓又有何必要？

接下来，袁绍便接连做了二件相互矛盾、隐患无穷的事，而这正是董卓乐于见到的。

首先，袁绍、韩馥在漳水河岸上会合冀州十郡太守、国相，聚众十余万，号称百万，一同歃血结盟，义正词严地立誓道：

“贼臣董卓乘着汉室衰微之机，倚仗自己强大的兵力，占领帝城，祸乱朝廷，毒杀何太后，残害弘农王，绑架年幼的皇帝，迁往秦地。他又斩戮忠良，焚烧宫室，奸污宫女，发掘皇陵，其罪恶祸及鬼神，皇天、后土都遭到了侮辱，但神祗的怨恨与百姓的悲愤却都无处可以控诉。如今，我等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云集于此，都决心要奉辞伐罪，代表上天消灭这个贼臣。我等结盟之后，都要不惜生命，全力以赴，歼灭凶丑，尔后共同辅佐王室，翼戴天子。如果有人敢违背盟约，愿神明降大祸于他，毁灭他的军队，断绝他的子孙！”

如果这篇誓词的内容是真实的话，那么它末尾的诅咒仿佛也真的应验了：袁绍与韩馥此后没有致力于“翼戴天子”，结果终于像他们自我诅咒的那样，破家亡身。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袁绍以往一向宣称：献帝不是灵帝的儿子，不是刘家的种，不配当汉朝皇帝，又与董卓沾亲带故，理应被废黜。大丈夫说过的话驷马难追，必须算数。但当时联军成员中的主流思想仍是反董卓不反献帝，袁绍虽然身为盟主，但为了避免联盟分裂，只好在誓词中加上拥戴献帝的内容。毕竟，等到消灭董卓之后，再废掉献帝也不迟。

不过，如果袁绍承认献帝的合法性，董卓现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便zhan有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所以在漳水之盟后不久，经过反复考虑，袁绍便和韩馥等人想出了一个新方案，以便同董卓及献帝的长安朝廷对抗。现在少帝已死，灵帝没有了男性后代，献帝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可以在皇室中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继承皇位。此类事情在以前发生过许多次，例如在公元前180年吕太后死后，陈平、周勃等大臣宣称当朝皇帝刘弘不是惠帝之子，将其杀死，然后拥立代王刘恒继位，是为汉文帝。参照这个案例，袁绍便与韩馥等人合谋，打算拥立大司马、幽州牧刘虞为皇帝。

袁绍选择刘虞，肯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首先，刘虞是袁绍的老同事，以前共同为何进效力，又共同策划消灭宦官，情投意合；其次，此时袁绍已经再婚，他的后妻姓刘，而前妻李氏则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早就去世了。前往河北并再婚，袁绍与光武帝刘秀在创业初期的这2件事上出奇地相似，其中必然暗藏玄机。可惜有关袁绍私生活的资料太少，不便臆测。但以袁家一贯的婚姻策略看，不是“海内知名”的豪门英才，根本没有结亲的资格，而与袁绍联姻之后，这个家族的成员应当也会在袁绍集团内zhan有显赫的位置。公元190年后，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刘姓男子有4人：刘虞、刘岱、刘表、刘备。刘备肯定不会是袁绍的姻亲，从刘表后来给袁谭、袁尚写的信来看，他与袁绍也无联姻关系，那么袁绍的后妻刘氏就很可能是刘虞或刘岱的家人了。

刘虞是汉光武帝长子东海恭王刘强的后裔，刘强本为光武帝太子，但在其母郭皇后被废后也遭废黜，改封东海王。刘岱则只能算作汉高祖刘邦的直系后裔，因为他的祖先——刘邦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的第一个儿子，又是刘邦年轻时背着妻子吕雉与一个姓曹的女子幽会所产的私生子，生前地位低下，其后代也从未登上过帝位。所以，刘肥和刘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按《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初平年间(也就是袁绍起兵反董卓时)，刘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绍令妻子居岱所。”“和亲”的意思是通婚，袁绍让妻子儿女到刘岱处居住，显然是把刘岱当作家里人看待了。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袁绍的后妻刘氏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姐妹或女儿，因此刘岱会带头帮袁绍组织反董卓联军。袁绍要另立皇帝，推举老同事刘虞而不举亲家刘岱，自有避嫌之意。笔者怀疑，早在刘虞出镇幽州、袁绍劝何进杀宦官时，这个秘密计划便已经拟好了。

袁绍的家庭

袁成—————————————————————————

袁氏∞高躬袁基李膺…→李氏∞袁绍∞刘氏…刘岱袁术袁氏∞杨彪

高干(过继)………→袁谭袁熙袁尚袁氏∞蹋顿袁曜袁氏∞孙权杨修

在拥立新君之前，制造舆论当然是必要的。按照史籍中的说法，赞成袁绍这一计划的似乎只有韩馥，而包括刘虞本人和袁术、曹操在内的众多人士都激烈反对，此事于是不了了之。其实，如此大事不可能那么简单。

首先，韩馥给袁术等人写信，再次宣称献帝不是灵帝之子，诸侯应当仿效陈平、周勃，废杀伪帝，迎立明君。刘虞的功德品行天下无双，为其他皇室成员所不及。光武帝刘秀的第5世祖是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刘秀后来以大司马领河北军政，以此平定天下；刘虞的第5世祖是光武帝之子东海恭王刘强，如今刘虞也以大司马领幽州牧，仿佛光武帝再世，逢5必兴，我等理应拥戴。同时，有关刘虞将会当皇帝的图谶、符瑞也层出不穷，济阴人王定就献给袁绍一枚玉印，上面刻着“虞为天子”的字样。总之，一切都按照王莽、刘秀以前当皇帝的程序，照葫芦画瓢，充斥着腐朽的迷信色彩。

对于袁绍、韩馥宣传的这一套理论，袁术丝毫不接受。他虽然也和其他袁家成员一样迷信，但只迷信对自己有利的预言，比如可以与他的字“公路”互训的“代汉者当涂高”。刘虞如果立为皇帝，功劳算不到他袁术的头上，便宜全让袁绍占了，这种理论可不能信。袁绍于是又亲自给袁术写信说：“我和韩馥拥立刘虞，是为了共建永世之道，让海内见再兴之主。现在西边的那个小皇帝没有刘家血统，公卿以下都媚事董卓，怎能信任？我们就该守住地险，卡断其经济来源，由他们死在那里面。东方圣君一立，太平时代便可立即降临，你还疑惑什么？我们全家遇害，不想想伍子胥的故事，怎能再事奉仇人？违天不祥，希望你再仔细考虑一下。”

袁术回信说：“圣主虽然年幼，却聪明睿智，具备周成王的品德。贼臣董卓趁乱进京，胁迫大臣，只不过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小挫折罢了，很快就会复兴。我袁家祖祖辈辈秉承忠义，太傅心地善良，虽知董卓必为祸害，但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不忍离去。现在我家遭遇灭门惨祸，幸好有远近亲友豪杰踊跃相助，不乘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想着另立皇帝，这种话我不想听。你说皇上‘没有刘家血统’，不是诬陷吗？又说‘我们全家遇害，不想想伍子胥的故事，怎能再事奉仇人？’这不是和董卓所想所作的一模一样吗？全心为国的忠臣，怎能做出这等事？国君和上天一样，你难道可以拿上天当仇人吗？我一颗赤心，志在消灭董卓，不懂别的大道理。”从此，袁绍与袁术兄弟绝交。

尽管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袁绍与韩馥还是自称大将军(同时出现二位大将军史无前例，很可能是韩馥称大将军，袁绍仍称车骑将军)，以便让自己主持废立之事合法化，随后派使者去见刘虞，请他即皇帝位。刘虞坚决不答应，还说宁可去投奔匈奴，此事于是暂且搁置。不过，公孙瓒等人后来屡次以此事批评刘虞，说明刘虞未必真的不想当皇帝，只是看支持自己即位的人不多，暂时还没有胆量而已。随后，刘虞派从事田畴等人前往长安，向献帝宣誓效忠，并请朝廷东归，希望借此洗刷自己的谋逆之名。田畴、公孙瓒等人都表示反对，田畴又劝刘虞先取公孙瓒，以求巩固自身势力范围，而不是与董卓集团搞好关系，刘虞却不听。

在反对袁绍、韩馥拥立刘虞为帝的人物中，据说还有曹操。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袁绍曾经获得一枚玉印，给曹操看，曹操表面上笑，心中反感。此事非常可能是真的，而且此玉印大概就是济阴人王定献上的那枚“虞为天子”玉印。王沈的《魏书则说，曹操此时当场发言，公然反对袁绍的计划。不过，按照这部史书的说法，曹魏的全体君臣都是圣人，曹操更是战无不胜，算无遗策，永远英明，永远正义，永远忠于汉室。这样的史书并非完全不能信，但总得提防它歪曲事实。实际上，凡是早年的曹操及其部属发表的支持汉献帝的言论，无不出自王沈的《魏书。显然，这部著作的主要宗旨，就是把曹操描述成一向尊奉汉献帝的忠臣。因为只有如此，曹丕代汉才能被解释成正当的行为，而曹魏也不至于被贬低成篡位而来的伪朝。袁绍厌恶与董卓关系亲密的献帝，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魏书中的曹操就必须与袁绍脱离原本的附属关系。

事实应当是，曹操当时刚刚带领千余名散兵游勇抵达河内，看到袁绍要另立皇帝，只感到有些吃惊，并无实力和意愿公开反对。袁绍此时也并不重视这个屡战屡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曹操，甚至把新来的周昂置于曹操的地位之上。曹操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只不过是笑笑而已，只是到后来才自我解释说“恶之”。需要注意的是，直至公元195年为止，曹操从未干过任何对献帝有利的事情。董卓从入京开始，直到袁绍、曹操出奔之间，除了废少帝、立献帝之外，根本没办过什么大事，至多不过是指使吕布杀丁原而已。如果不是名为帮少帝复辟，实为帮袁绍打江山的话，曹操又为什么要和袁绍同时出逃呢？难道是为了给丁原报仇吗？假如当时曹操对汉朝的忠诚度胜过他对袁绍的忠诚度，并相信献帝的确是灵帝聪明睿智的亲生儿子，能成为比少帝更好的皇帝，那就理应支持董卓，而不是反对他。

袁绍、韩馥计划拥立刘虞为帝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洛阳的董卓耳中。为了拉拢刘虞，他在四月加封后者为太傅，但袁绍等人没有允许诏书抵达刘虞的手中。随后，董卓又派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等大臣东行。多种史料都说这些大臣的出使目标是袁绍，这恐怕不可能，因为董卓此时刚杀了袁家50余口人，袁绍岂肯和解？更可能是董卓试图借袁绍拥立刘虞，诸侯意见不统一之际，予以分化瓦解。但袁绍、袁术对此早有准备，使者一进联军势力范围，便纷纷被抓起来杀掉。只有韩融因为本是党人，和袁绍早有交情，所以幸免于难，带着族人跑到家乡颖川郡的密西山中避难。胡母班是王匡的妹夫，王匡受袁绍令，杀胡母班祭旗衅鼓，也为自己留下了隐患。

除了外交方案之外，董卓也使用分封的方法对抗袁绍。徐荣在汴水大破诸侯联军以后，升任中郎将，备受董卓信任，于是向董卓推荐自己的同乡、原冀州刺史公孙度。董卓便拜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命他联合东北边境的各个民族，以便袭击袁绍的大后方幽州和冀州。公孙度取得刘虞的许可，经幽州抵达辽东郡之后，立即屠杀了当地支持袁家的百余家豪强，随即东伐高句骊，西击乌桓，北联鲜卑，又乘青州刺史焦和去世之机，南越渤海攻取青州的东莱等县，实力迅速膨胀。公孙度于是自称辽东侯、平州牧，改设辽东郡为平州，分置辽西、中辽二郡，又划山东半岛的东北部为营州，拜部下为刺史，郊祀天地，行为僭越，以至于称辽东王。从此，公孙家族便开始了他们在东北近半个世纪的统治，直至公元238年才被司马懿所灭。

经过4个月的消耗，酸枣诸军终于吃完了全部军粮，于是一哄而散。而在袁绍的默许下，刘岱杀害了为组织这次联军立下大功的桥瑁，又派部下王肱继任了桥瑁的东郡太守。对于东郡的重要战略地位，前文已有叙述。一年后，这里将成为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战场。

五月，因为在迁都时染病，司空荀爽在长安去世。因为内战的原因，荀爽的遗体不能返回故乡颍川，只得暂时就地安葬。

袁绍见献帝西迁，而董卓军主力忙于在洛阳抢夺民财，似乎准备撤退，便派河内太守王匡及从事韩浩为先锋，挺进洛阳对岸的河阳津，试图强行渡河。董卓率军在黄河南岸布阵，摆出要阻止王匡渡河的态势。而在夜间秘密派精兵从小平津渡河，从背后发起突袭，大破王匡军，几乎将其全歼。王匡狼狈逃回，袁绍无奈，只得派他到泰山老家重新募兵。韩浩的舅舅、河阴令杜阳被董卓军生擒，董卓想要以此迫使韩浩投降，韩浩坚定地拒绝。袁术听说此事，便表韩浩为骑都尉，将他从袁绍处拉拢过来。由此，袁术与袁绍两兄弟的关系更趋恶化。

因为战事升级，军费紧张，董卓一方面命吕布等人发掘陵墓，抢夺民财，另一方面又取消了秦朝和两汉沿用4百余年的五铢钱，改铸小钱，以便节约用铜量。即便这样，国库中的铜仍然不足，董卓又将洛阳及长安的铜人、铜钟、铜马等大件青铜器全部熔化，用以铸钱。这样一来，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突然暴增，而商品总量却不断萎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石谷子可以卖到数万钱，百姓纷纷放弃了金属货币，改而以物易物。

公元191年二月，董卓见徐荣、公孙度诸将连战连捷，自以为功德盖世，便指示献帝拜他为汉朝历史上空前的要职“上公”太师，比刘虞的太傅更高一级。此前，只有王莽曾按照《周礼的记载，设立太师、太傅、太保三员“上公”，以太师王舜为百官之首。董卓当了太师，还不满足，又要仿效姜子牙和管仲，称“尚父”。幕僚蔡邕劝他应当耐心，等到消灭东方的敌人之后再加尊号，董卓采纳了这个建议。

蔡邕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董卓虽然已经打败了诸侯的东路军和北路军，但还有南路军需要对付。随着袁术、孙坚的荆州、豫州军投入战场，战局立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元191年春，豫州刺史孙坚离开袁术在鲁阳的冬营，与部下颍川太守李竁、副将程普、祖茂、朱治等人率军北上，抵达梁县阳人聚(今河南省汝阳县东北)。董卓闻讯，便派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华雄为都督，率军经大谷关南下迎战。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汉末英雄记说是5千，《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则说是数万。以可信度论，《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以吹捧孙坚为主旨，而《汉末英雄记叙事持论似更公允一些。不过，当时孙坚军多达数万，胡轸身为大督护，又辅以吕布、华雄等名将，只带5千兵有些太少，也许是步兵数万，骑兵5千。

胡轸虽然受董卓信任，但性格急躁，与属下的关系搞得很差。他看到军队纪律很差，便叫嚷要杀军官，吕布听了不喜。按照董卓事先制定的战术计划，他们首先抵达阳人聚西南的广成县，打算从后方包抄孙坚。当时天色已晚，部队都饿着肚子，而吕布等将领坚持要突袭。胡轸无奈，只得连夜进军，结果因为过于疲劳，攻城不下，大溃而还。次日，胡轸军在广成休整完毕后再次攻城，但孙坚已有准备，他们无功而还。而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坚本在鲁阳城东门外，送长史公仇称去豫州调遣军粮，董卓军突然出现，孙坚镇定自若，带着部下徐徐入城，董军不敢攻城。这两件事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发生地点不同。

虽然击退了胡轸军的围攻，但孙坚看到敌众较多，阳人聚难以守住，又打算去与应当归自己统帅的原孔伷部下豫州军会师，于是放弃阳人聚东进。董卓早已料到了孙坚的行军路线，于是派徐荣、李蒙的东路军向西南挺进，在梁县东截击孙坚，将他打得大败，生擒颍川太守李竁，用开水活活煮死。孙坚军士卒被俘后，都被用涂有猪油的布裹起来，倒立于地，然后从脚开始，慢慢烧死。孙坚、程普、祖茂、朱治等数十骑溃围而出，徐荣的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孙坚经常戴一种叫“赤罽帻”的红色头巾，十分醒目，此时为了逃跑，便脱下赤罽帻，让祖茂戴上。徐荣的骑兵都去追赶祖茂，孙坚于是得以逃往颍川郡。

在与公仇称的豫州军会合之后，孙坚军势复振，于是挥师西进，与胡轸军大战于阳人聚，临阵斩杀都督华雄等将，胡轸、吕布等人狼狈逃回洛阳。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和《江表传记载，这场空前的胜利令孙坚声名鹊起，许多人因而在袁术面前说他的坏话，也许是董卓指使的。袁术对孙坚产生怀疑，便不给孙坚军粮，孙坚为此专程从阳人聚跑到鲁阳去向袁术解释。袁术明白了实情，感到惭愧，这才重新发给孙坚军粮。这一记载并不合理，更不公正，因为孙坚当时任豫州刺史，有一州的粮草可以调遣，而袁术只有南阳郡，南阳以南都是刘表的地盘，刘表又为董卓截袁术军粮道。更何况，自从孙坚袭杀南阳太守张咨之后，南阳百姓便对孙坚恨之入骨，早就有过冲突，怎肯为他缴纳和运输粮草。孙坚军粮不足是事实，但主要责任绝对不在袁术。

实际上，当时孙坚能够倚靠的唯一盟友，也只有袁术了。自从袁术因为拥立刘虞之事与袁绍绝交之后，袁绍便恨乌及屋，此时居然乘孙坚与董卓战得难分难解之际，委任曹操的军师周昂为豫州刺史，命他南下去夺孙坚的豫州，全不顾及孙坚讨董卓，也是在为自己报仇。此前，曹操与周昂一起从扬州到河内来，这次很可能也会同行。多数史籍都有意对曹操从公元190年冬到公元191年秋这一年的行动避而不谈，但按照其中比较客观公正的《魏略记载，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曹操曾经遭到袁术部下的围攻，被迫跑到朋友秦邵家中避难。秦邵自称是曹操，于是被袁术的士兵杀死，而真正的曹操却乘机逃走。后来，曹操为了报恩，收秦邵之子秦真为养子，也就是诸葛亮后来的宿敌曹真。这件事极可能就发生在公元191年，它证明曹操与周昂当时受袁绍指使，一同南下攻豫州，因此与袁术、孙坚和公孙越发生冲突。后来的战局对袁绍军不利，周昂仅能自保，曹操更是全军覆没，自己也几乎被袁术军杀死，所以曹魏的史书对此语焉不详。

对于袁绍这一丧尽天良的阴谋，孙坚浑然不知，而是继续向洛阳进军。听说胡轸战败，董卓大惊，派李傕去向孙坚求和，又提出两家和亲。孙坚赶走李傕，长驱直入，一举攻陷洛阳南90里的军事要地大谷关。董卓孤注一掷，亲自出马，与孙坚在洛阳城南的几座皇陵间大战，结果又遭惨败，只得退到西北方的渑池，留吕布驻守洛阳。孙坚根本不把吕布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迅速向洛阳发动进攻，突入宣阳城门，吕布落荒而逃。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向长安撤退，命董越、段煨、牛辅等部将断后。孙坚高奏凯歌进入残破的洛阳城，扫除宗庙，平整诸陵，又意外地在水井里发现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随后，他又挥师西进，追击董卓，势如破竹地攻陷函谷关等天险，战胜董卓的后卫部队，推进到渑池。这时，从后方突然传来袁绍派周昂袭取豫州的消息，孙坚且惊且怒，哭着叹息说：“同举义兵，以救社稷。逆贼就要被消灭了，盟友间却作出如此事，我还能和谁同心协力呢？”只得放弃大好战局，向东撤退。董卓于是发起反击，重新占领洛阳，并派中郎将牛辅与河南尹朱儁镇守该地。

综合各种史籍的记载可知，《三国演义中有关诸侯联军讨董卓的章节几乎全部不符合史实，尤其是袁绍、孙坚、吕布、刘备、关羽、张飞在此期间的表现。讨伐董卓时，袁绍身在河内，一直没去黄河以南，酸枣诸军对曹操西征的支持不力，跟袁绍完全没有关系。联军之中，真正打败过董卓军的将领只有孙坚，杀死华雄、战胜吕布、攻入洛阳，全都是孙坚的功劳。“关羽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情节全属文学创造。吕布当时并未和刘备、关羽、张飞在战场上交手过，东汉时期也根本就没有设虎牢关。刘备、关羽、张飞虽然曾参加过讨董卓联军，却被董卓打败，只好去幽州投奔公孙瓒，公孙瓒看在老同学的情面上，表刘备为别部司马。

实际上，刘备在公元190～191年之间的行为很值得研究。他本与老师卢植同在洛阳，卢植因为废立之事得罪董卓，辞官去幽州时，刘备不曾同行，后来却与曹操到沛国去募兵。这说明，刘备、关羽、张飞和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是同时离开洛阳的。当曹操、卫兹、鲍信、鲍韬在已吾县会师时，刘备必定在场。当这些人西征董卓，被徐荣在汴水击败时，刘备、关羽、张飞应当也随军。汴水战役之后，刘备等人跑到河北，但并没有像曹操一样，去河内投奔袁绍，而是到幽州投奔公孙瓒，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当时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关系还很和睦，二人都与刘岱和亲，而且公孙瓒已经响应袁绍的号召，南下讨董卓了，只是尚未抵达前线。但在一年之后，公孙瓒便与袁绍反目成仇，刘备从此便陷入一种非常动荡的生活，这恐怕是他决定去幽州时始料未及的。 ( 明智屋中文 wWw.MinGzw.Net 没有弹窗,更新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