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太尉郿侯卓，起自东土封畿之外，义勇愤发，旋赴京师，先陈便宜，列表奸滑群慝情状，辞意激切，感物寤灵。精兵虎臣承持卓势，奋击丑类，漏刻之间，靡有孑遗。卓闻乘舆已移河津，身率轻骑，长驱芒阜，上解国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涂炭之祸，然后黜废顽凶，爰立圣哲，天心聿得，万民赖佑。”——蔡邕《荐太尉董卓可相国并自乞闲冗章

成功铲除宦官的行动，似乎标志着袁绍计划的大获全胜。在张让、段珪等太监投黄河而死，汉少帝与陈留王在北邙公墓里流浪的那个不眠之夜，袁隗、袁绍和袁术一家都留在洛阳城内，丝毫没有急着寻找皇上的意思。如今，洛阳的军政大权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天下已经是袁家的了，这两个生活无法自理的小孩迟早会回来给他们当傀儡的，不是吗？

不过，袁家忽视了一个存在变数的因素——董卓。按理说，董卓是袁氏故吏，应当支持袁家对朝政的控制才对。而且他在事发前已经向西北方撤退，袁绍屠杀宦官时，董卓军远离洛阳300里，似乎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赶到。所以，董卓因素不在袁家的战略考虑之中，倒也合情合理。

但是董卓不按常理出牌。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在局势平定之前赶到洛阳，控制皇帝，那就只能听任袁家摆布。袁家能授予董卓的，最多也就是一个九卿或州牧，但他并不满意于此。所以，他一得知洛阳城内着火的消息，便立即率领3千兵马急进，一日一夜狂奔300里，在凌晨抵达洛阳城西。他的辛苦马上就收到了回报，听说宦官们把皇帝兄弟带出城外，而且至今未归，机智的董卓便立即明白，自己没有白跑，好运真的来了。

在北邙公墓里，前来迎接汉少帝与陈留王的官员越来越多，为首的是那位以花钱买官闻名的前太尉崔烈。东方破晓时，他们护送着两兄弟返回洛阳，却迎面碰上了董卓的部队。崔烈见状，拍马上前，对董卓说：“皇帝在此，一切安全，有诏书命你退兵。”董卓回敬道：“你们各位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播荡，却想让我退兵？我昼夜疾行300里赶来护驾，得到的却是这种待遇，难道我不能砍下你们的脑袋吗？”然后策马来到汉少帝面前，教训说：“陛下纵容太监们乱搞，导致今天的大祸，错误不小吧？”少帝一看是众多羌胡骑兵簇拥而来的董卓，立即被吓哭了。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怎样杀害董太后一家的，却没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不禁喃喃自语。董卓连一个字都听不懂，就又转到闵贡马前，对陈留王说：“别怕，我是董卓，到我这来抱。”于是从闵贡手里把董侯抱过来，问他这场祸乱的起因和过程。此时，董侯虽然才9虚岁，比少帝小8岁，但因为从小和董家亲近，所以在董卓面前丝毫不紧张，把政变的过程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大喜，觉得董侯真是比史侯强多了。

清晨，汉少帝与董卓一行回到洛阳宫中，随即宣布大赦天下，清理皇宫内外的废墟。这一清理，人们才吃惊地发现，秦始皇的蓝田玉玺不见了。汉承秦制，皇帝拥有6块玉玺，分别称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6块玉玺之外，还有一块更重要的秦始皇蓝田玉玺，即所谓“传国玉玺”，上面刻着“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在这场袁绍指挥的“排宫之变”中，乘舆六玺倒是都找到了，但传国玉玺却失踪，有人说是被张让揣着跳黄河了。当日天降大雨，而且此后一连下了3个月，好像连老天爷都在为宦官之死哭泣。确实，汉朝衰亡的命运，此时即便老天爷也难以挽回了。

与董卓抵达洛阳几乎同时，另外3支部队也相继赶到。他们是：丁原和吕布率领的几千名并州兵，骑都尉鲍信率领的千余名泰山弓弩手，以及张辽在河北招募的千余人。董卓收编了张辽及其部队，又封丁原为执金吾，吕布为司马，让他们统领洛阳的一部分禁卫军。看到董卓傲慢自大的样子，鲍信便劝袁绍说：“我看董卓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将有异志。您如果不早作打算，必将受他制约。乘董卓现在新至疲劳，我们发动袭击，可以将其擒获！”袁绍不同意，鲍信只好引兵回泰山去了。

袁绍不采纳鲍信的建议，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董卓既是袁氏故吏，又是一介武夫，入京之后，虽然态度骄横，但遇事也常与袁隗、袁绍商议，双方似乎没有立即决裂的必要。其次，董卓在军队中威信很高，加以收编张辽，联合丁原，实力不可低估。袁绍、袁术兄弟麾下的禁卫军从骨子里怕董卓的凉州军，鲍信等人的部队又都是新兵，武力对抗，没有多少胜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洛阳的其它势力怕董卓，但董卓也有隐忧。他带进京师的先头部队不过3千人，自嫌兵少，担心别人不服，于是从5个方面着手，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按照正史的记载，董卓每隔四五天，便秘密把军队带出城外，次日大张旗鼓而还，令别人以为自己有无数援军。这条记载不可信，因为此计最多只可用一次，第二次便很容易被别人察觉。董卓并非没有来自西方的援军，他在讨伐王国时有2万兵，后来一直没有移交给皇甫嵩，所以其余1万多步兵迟早会赶到洛阳来。董卓的另一个西方兵源来自边章、韩遂，这件事很复杂，留到后文再分析。

除了自己的旧部、张辽的新兵、边章与韩遂的援军之外，董卓的第4个兵源来自丁原的并州兵。丁原的主簿吕布见利忘义，董卓于是以高官厚禄诱使吕布杀死丁原，兼并了这支部队。董卓见吕布文武双全，特别喜爱，收他作养子，拜为骑都尉，作自己的贴身保镖。

最后，何进、何苗兄弟的旧部也都倒向董卓，董卓拜刘表为北军中候，统领这支部队。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从军制上讲，何家部曲理应接受袁绍、袁术兄弟的领导，不应投靠董卓；刘表又是袁绍的心腹，董卓不应加以重用。其实，这件事正好说明，袁、董两家当时沆瀣一气，不分彼此，所以双方在人事问题上相互妥协。除了刘表之外，董卓又重用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袁绍的朋友为心腹，因为他自己的老部下都是武将，没有行政经验。

董卓花了3个月时间，整合了上述5支部队，于是兵力大盛，取得了洛阳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粗略计算，董卓的旧部有2万，张辽的新兵千余，吕布的并州兵数千，刘表的北军不下万人，即便边章与韩遂的援军尚未赶到，董卓也应至少拥有了4万部队。随后，他又以长期下雨，导致水灾为由，迫使朝廷禳灾，革除司空刘弘的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

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人成为董卓的幕僚之后，纷纷建言献策，要求录用在野党人。董卓欣然同意，于是征名士荀爽、陈纪、韩融、蔡邕、申屠蟠等名士入朝。这些人刚刚动身，便在沿途被加官进爵，备极荣华。荀爽从上路到被拜为司空，只用了93日。在此期间，董卓还拜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蔡邕为侍中。只有申屠蟠还是像以前回绝何进、袁绍一样，婉拒了董卓的邀请。

在何颙等人的建议下，董卓又拜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这几个人不仅都是名士，而且全是袁氏故吏，与袁绍有不少交情。通过这些人事任命，董卓在士大夫间的威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而取代老上司袁隗，成为朝廷的真正领袖。

董卓既然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军政实力，接下来就要推行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了。

九月癸酉日，董卓与袁绍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话”。有关的记载很多，但不太符合逻辑，所以被裴松之认定为“妄之甚矣”。但要说它们全是编造的，似乎也不合理，很可能只是被断章取义，导致前后顺序错乱，内容缺失严重而已。综合各种史料，并根据日常逻辑对前言后语的顺序略作调整，再补充些相关材料，这场谈话的大致情况应当如下：

董卓首先对袁绍说：“本初啊，只有贤明之人，才配当天下之主！一想起灵帝，就令人生气！董侯看上去不错，我打算拥立他，你觉得能比史侯强吗？”

袁绍回答：“皇上目前还年轻，也没干过什么坏事。您如果要废嫡立庶，恐怕大家不会同意的吧。”

董卓说：“有些人小时候还挺聪明，长大了以后却越变越笨，我看史侯就属于这种情况，一点出息也没有。咱们就先这么办着，如果董侯也不行的话，再想别的办法好了。”

袁绍说：“汉家君临天下已4百多年，恩泽深厚，百姓拥戴。外界盛传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子，如果我们废掉刘家后裔，另行拥立一个本来不姓刘的人，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董卓说：“老刘家的种就那么好？实在烂泥不上墙的话，我看也没必要再留着。”

袁绍说：“您这话我可坚决不能同意，别人恐怕也……”

董卓大怒，对袁绍喊道：“臭小子你敢！天下之事，岂不在我的一句话？我想办的事情，谁敢不同意？你觉得我董卓的刀不够利吗？”

袁绍回答：“天下武力强大的，恐怕不光是董公一人吧？这样，容我先回去和太傅讨论一下，再答复您。”然后起身离去，满座惊愕。

离开董卓家之后，袁绍便把自己的节杖挂在洛阳东门上，以示辞职，并带着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和司隶校尉印章，经河内郡北上，到冀州勃海郡投奔韩馥去了。同时，袁术南奔荆州南阳郡，而曹操东奔兖州陈留郡。

这一天决定了中国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命运。

对于这场导致袁绍与董卓关系破裂的辩论，我们至少应该提3个问题：

一、袁绍有必要坚持反对董卓废史侯，立董侯吗？

二、袁绍出奔冀州，是一时冲动，还是早有预谋？

三、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是像《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是宝剑，还是腰刀？

首先，因为董卓是董太后的亲戚，而董太后被何太后兄妹所杀，史侯又是何太后的儿子，所以董卓废史侯，立董侯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不要说袁绍，任何一个略通人情世故的官员都应当能够预料到此事。如果袁绍始终坚决反对董卓另立董侯，那么一开始就不必姑息养奸，后来更无须当面顶撞。实际上，支持董卓拥立董侯，无损于袁家的利益，为此与董卓决裂，似乎不合情理。若是为汉朝的未来考虑，又正如董卓所说，史侯懦弱无能，董侯聪明稳重，是更好的皇帝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董卓来说，继续维持汉朝统治是较好的选择，废掉仇人何太后之子汉少帝只是为了自保，并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招致袁绍如此激烈的反对。

袁绍与董卓决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支持汉少帝(史侯)，反对汉献帝(董侯)，因为这是袁绍成为何进政治遗产继承人的最主要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袁绍一直在社会上宣称，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儿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如果拥立董侯(献帝)是袁绍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完全没有必要与董卓迅速决裂，但这无异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实际上，董卓一开始并不认为袁绍会为此与自己决裂，所以放任袁绍等人从洛阳逃走，后来捉拿不得，便又加以宽恕和封赏，以求双方和解。但袁绍要的是最高权力，而不是董卓的副手。是他袁绍消灭了祸害东汉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团，是他袁绍控制着首都军政，而董卓却夺走了这些应该属于他的功勋和权力。袁绍本来就是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司隶校尉，何进死后又立下大功，理应继承何进的大将军之职，至少也该升任“录尚书事”的三公，可是董卓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袁绍才会与袁术、曹操等人义无反顾地出奔，才会在已经得到董卓的宽恕后组织讨董卓联军，而丝毫不为洛阳亲友的安全考虑。

其次，袁绍出奔冀州，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否则，他也难以顺利地将包括3个儿子在内的家人都带出洛阳。另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逃离洛阳前后，袁绍问曹操说：“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那么哪个方向的土地更适合作根据地呢？”曹操反问道：“足下以为哪个方向好？”袁绍说：“我占据黄河与燕、代之间的土地，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争天下，应该比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统御部下，无论根据地在哪个方向，都可以获得成功。”《傅子还记载，曹操又补充说：“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

这两条记载似乎都证明，袁绍早就有意效仿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计划经营河北，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而曹操则更为重视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据地的方位。后代评论者评论袁、曹二人的优劣时，往往以此作为论据。但是，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后来曹操在吞并袁家势力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袁绍以前的大本营邺城，又自领冀州牧，还打算利用恢复古代的“大九州”制度扩张冀州版图，所作所为，与袁绍简直一模一样。东汉末年的河北，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联盟，这是谁都难以忽略的。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与河北相比，中原和长江流域在这个方面都严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骑兵征服全中国，并非偶然。所以，曹操在创业初期不能占据河北，并非因为他不重视河北的战略优势，而是时势使然。

其次，袁绍后来虽然把大本营设在邺城，但其活动范围并非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和豫州亲征，势力范围所及，更远至江东和岭南。

第三，袁绍所得人才，比曹操多得多。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尾评论说：“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一点都不夸张。曹操后来用以在官渡战场上和袁绍相持的部下，如荀彧、荀攸、郭嘉、董昭、朱灵等，都是袁绍的故吏，大多也是被袁绍派来辅佐曹操的。

最后，在此前和此后，曹操都是袁绍的部下，也因此同时出奔，《三国志和《魏书等史籍却反复强调曹操一直独立自主，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联系当时的局势，袁绍可能虽然已经决意前往河北发展，但因为袁家历来在河北都没有根基，所以感到忧虑。曹操见状，便安慰袁绍说：“如果不行，就回中原来。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只要您选用贤才，遵循正道，无论占据哪块根据地，都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过，《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也说明了在袁绍集团覆灭之后，人们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他晚年忽视人才培养，一意重视地利，终于导致众叛亲离，被老部下曹操、荀彧、荀攸、郭嘉、董昭、许攸、鲜于辅、张郃、高览、朱灵等人联手击败的历史事实有共识。但是，创业早期的袁绍并不是这样刚愎自用的。

袁绍前往勃海郡，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勃海郡属冀州，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氏故吏，对袁绍比较友好，便于他开展工作。以人口论，勃海是河北第一大郡，在全中国排第8位，超过凉州总人口的2倍，比并州的总人口也要多出一半。正如袁绍的谋士荀谌所言：“勃海虽郡，其实州也。”这个郡包括今河北省东部和天津市南部，首府南皮，夹在幽州、冀州和青州之间，距离兖州和并州也不很远，占据黄河与子牙河之间的沃土，实在是战略要点，难怪公孙瓒和曹操都对此地垂涎三尺。

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腰刀，而不是《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的宝剑。袁绍当时“横刀长揖”，佩戴的显然也是腰刀。这看似一件无关主旨的小事，其实却反映出中国兵器史上的重要变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看，在东周和秦朝，中国短兵器以剑为主，而在西汉时期，腰刀便慢慢多了起来，但还没有普及；到了东汉末年，宝剑的地位已经基本上被腰刀取代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剑的制造成本大大高于腰刀，不经济；二，剑的招式繁多，训练周期比腰刀长；三，随着盔甲制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金属铠甲的普及，能刺能劈的剑杀伤力下降，效果不如专门用来劈的腰刀。腰刀虽然未必能劈开敌人的铠甲，但却可以使其变形，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剑如果不能刺穿敌人的甲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在遭遇突发qing况时，剑容易卡在剑鞘里拔不出来，而腰刀因为有一定弧度，拔出来很容易。所以，腰刀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兵器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众多新式武器都将随之应运而生。

在与袁绍争吵的次日(甲戌日)，董卓在朝廷上正式提出废汉少帝，立董侯的意见。百官震惊，但只有尚书卢植表示反对。董卓大怒，打算杀掉卢植。幸好蔡邕等人为卢植求情，他这才仅仅被免官，得以迅速逃离洛阳，到幽州上谷郡隐居起来了。多年来，卢植的政治意见始终和袁绍保持一致，后来担任袁绍的军师，帮助袁绍对付自己的学生公孙瓒。同时和卢植从洛阳逃走的，大概还有他的另一位学生刘备。

袁绍、袁术、曹操、卢植等人逃走后，董卓要求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就废立问题表态，袁隗同意，议案于是通过。当天，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诏，废黜汉少帝为弘农王。袁隗随即走上殿阶，亲手解下少帝腰上的皇帝玉玺，并搀扶他下殿，向弟弟陈留王刘协跪拜称臣。刘协(董侯)于是即皇帝位，史称汉献帝。

汉献帝刚刚奉何太后的诏命即位，董卓又宣布：“何太后迫害董太后，导致她的非正常死亡，严重违反了婆媳之礼。”将何太后软禁于永安宫。2天后，董卓毒死何太后及其母舞阳君，又将何太后的弟弟何苗从棺材中刨出来支解。显然，何进的尸体此时早已找不到了，否则一定也会成为董卓的泄愤对象。

立董侯、杀太后，使复仇成功的董卓成了真正的太上皇。他感到有理由犒劳一下自己，于是拜远在幽州的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空出来的太尉之职则被董卓自己接管。其实，大司马与太尉是一回事，东汉时期的文献经常混用这两个职务。董卓把它一分为二，实际上也就架空了刘虞的军权。此外，董卓又因拥立新君有功，得以加节传、斧钺、虎贲，领前将军事，封郿侯。为了加强自己的太尉幕府，董卓选择贾诩为自己的幕僚，随即加拜为平津都尉，后又升任讨虏校尉。

十一月，应蔡邕的表举，汉献帝拜董卓为东汉时期从未设置过的相国，有权“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往，任何贵族大臣入宫都要小跑(趋)，并且在殿门外脱掉鞋子和袜子，以示对皇帝的恭敬，而现在这些“繁文缛节”都不再适用于董卓了。此外，董卓的母亲也被封为池阳君。

为了维护自己新任相国的尊严，董卓加强追捕袁绍、袁术和曹操的力度，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在当年秋天，曹操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和《三国演义里描写的不同，曹操并不是因为企图借献“七星宝刀”之机刺杀董卓，失败后被迫逃亡，而是在自己并未得罪董卓的情况下，像一个忠诚的奴隶那样，跟随袁绍出城逃难去了。离开洛阳以后，曹操改名换姓，和几名随从向东潜行，来到自己的老朋友吕伯奢在成皋的家中。恰逢吕伯奢不在，因为某种原因，曹操杀死了吕伯奢全家。

按照《魏书的记载，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见财起意，劫走了曹操的马匹物资，所以曹操亲手杀死了他们。而按照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记载，精神高度紧张的曹操听到吕家人在厨房里拨弄餐具的声音，误以为他们在准备谋害自己的兵器，结果“刺客综合症”发作，提剑而出，一连杀死八人，临走时还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两相比较，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不过，《魏书这样写也有它的道理：作为魏国的官方史书，《魏书有义务秉承孔子的“春秋大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尊者讳”。像公元前632年的践土之盟，晋文公召周襄王到会，孔子却认为：“以臣召君，不宜用以教育后人。”于是在《春秋里写道：“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襄王只是偶然到河阳去打猎，半路上意外遇到晋文公等诸侯，赏光莅临，令诸侯们感激不尽一样，“君君臣臣”之礼便得到了史家的虚拟维护。曹操贵为魏朝的太祖武皇帝，至尊无上，在深明春秋大义的魏国儒生看来，他的恶行当然也必须严加隐讳和篡改了。

离开成皋之后，双手沾满吕家人鲜血的曹操来到中牟县。当时，中牟县已经得到董卓的命令，让他们逮捕所有与二袁有关的可疑人员。所以，主管地区治安的亭长将曹操逮捕，押解到县里。县功曹以为董、袁相争，天下将乱，胜负不可知，不宜拘拿袁绍的助手，于是劝县令释放了曹操。其实，这背后还另有隐情，因为某位高官一直在背后保护着曹操。

从中牟县大牢死里逃生之后，曹操继续向东南方逃走。按照《魏书的记载，曹操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兴义兵”，因此遭到豫州刺史黄琬的追杀。据《后汉书与《后汉纪，黄琬确实曾经担任过豫州牧，但在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九月甲午日已升任司徒，由孔伷接任豫州刺史。所以，曹操如果曾经遭到黄琬的追杀，只可能是在他和袁绍、袁术逃离洛阳与黄琬升任司徒之间，也就是公元189年九月癸酉日和甲午日之间的20天之内。

从地图上看，曹操最终未能返回故乡——豫州沛国谯县，而是停留在兖州与豫州之间的边境城镇——陈留郡己吾县(今河南省宁陵县西南)。曹操从洛阳向谯县进发，沿途经过成皋、中牟、陈留、己吾四地，取道最短的一条路线(从洛阳到己吾，全程约250公里，骑马者在4～5天内便可走完)，行程非常合理。看来，曹操之所以最终没能回到谯县募兵，正是由于黄琬的阻挠。

按《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黄琬也曾是党人，被禁锢了将近20年，与杨彪过从甚密，后来又与王允联合谋杀董卓，所以他和二袁的关系应当不错。但是，黄琬肯定接到过董卓命他追捕二袁党羽的命令，而且积极阻止曹操进入豫州境内，否则也就不会快速升任司徒。黄琬和部分党人对董卓的态度前后并不一致，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政治权力的分配。

《魏书又提到，曹操有一个朋友叫秦邵，字伯南。当曹操被黄琬的爪牙追杀时，秦邵挺身而出相助，结果曹操逃走，秦邵遇害。秦邵只有一子，名叫秦真，曹操感激秦邵，又可怜这个孤儿，便将秦真改姓曹，并收为养子，这就是后来诸葛亮的劲敌曹真。和其它许多历史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似乎并非完全虚构，但也不完全可信。对照《魏略的版本，再联系相关历史背景，便可知道此事其实发生在公元191年底，那位因追捕曹操而杀害秦邵的大人物并不是黄琬，而是袁术，所以我们将它放到后文中叙述。

在侥幸逃脱董卓的重重追捕之后，受困己吾县、无法进入豫州的曹操宛如丧家之犬，情绪低落，而且非常缺钱，全无一点为袁绍招兵买马、建功立业的激情和信心了。现在需要有人主动站出来，在精神上为曹操打气，在经济上给曹操资助。当然，此种人少之又少，但偏偏给洪福齐天的曹操撞上了。

这位东汉末年的活雷锋姓卫，名兹，字子许。卫兹家产富庶，慷慨大度，多谋善断，品德高尚，自幼闻名乡里。当时天下第一名士郭泰曾经亲自拜访卫兹，见他在市场上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感慨道：“子许少欲。”成年后，卫兹立即被陈留太守推荐为孝廉，担任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何苗遇害后又为司徒杨彪效命。据《后汉书·献帝纪，杨彪出任司徒的时间是公元191年十二月戊戌日，而此时曹操与卫兹已经起兵了。所以，卫兹在从洛阳赶到陈留郡与曹操见面之前，早已是杨彪的幕僚了，那应在杨彪当年九月丙戌日出任司空之后，而在十二月之前。也就是说，卫兹去见曹操时的身份，应该是司空杨彪的幕僚，而不是司徒杨彪的幕僚。

杨彪是袁逢的女婿，也是袁术的姐夫(或妹夫)，在宗法上又是袁绍的堂姐夫(或堂妹夫)。袁绍和扬彪的关系一向恶劣，但袁术却与杨彪过从甚密，所以整件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

曹操本来根本逃不出董卓的手心，但袁术在逃亡前与司空杨彪打招呼，请他照顾曹操。袁术此举，大概有把曹操从袁绍处拉拢到自己身边的考虑。于是，杨彪授命幕僚卫兹沿途保护曹操，疏通官场关系，最后在陈留与曹操会面，给予曹操大笔金钱。杨彪选择卫兹，当然是因为此人的家族在陈留很有势力，陈留与曹操的故乡谯县相近，曹、卫二人的性格又相近，便于共事。只有这样，曹操才可以顺利地募集到讨伐董卓的兵马。

见到曹操之后，卫兹很吃了一惊。原来大家都以为，曹操是“天下雄俊”、“乱世奸雄”，但现在这个曹操却显得心灰意冷，似乎压根没有起兵的意愿。卫兹只好激励曹操说：“祸乱的根源已经很长了，不打仗没法解决；现在就得起兵，你不打人家，人家可要打你”。曹操听后精神重新振作，便开始和卫兹在陈留郡募兵。

为了给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创造招募军队的条件，周毖、伍琼等人便劝董卓说：“像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冒犯了明公，所以恐惧出奔，并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我们如果急着悬赏捉拿他，肯定会逼得他狗急跳墙。袁家四世树恩朝野，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如果招募豪杰，组织军队，联合英雄起事的话，崤山以东恐怕就都不再是明公的地盘了。以我等的愚见，不如赦免他们，拜袁绍为一大郡的太守。袁绍一定会为自己能够免罪而庆幸，不会再反对您了。”

董卓深以这个建议为然，立即以献帝的名义拜袁绍为勃海太守、前将军，封邟乡侯，又拜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绍在冀州接旨，领受了勃海太守与邟乡侯的印绶，但婉言拒绝了前将军的头衔。随后，他一面前往勃海郡上任，一面继续策动韩馥等冀州地方官讨伐董卓。

与安抚袁党势力同时，为了讨好党人，董卓又与杨彪、黄琬、荀爽等大臣为陈蕃、窦武及所有党人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爵位，拜他们的子孙为官吏，并派遣使者到其坟前祭吊。看来，此时的董卓已经沉迷于洛阳纸醉金迷的生活，以为自己能够与袁绍等人和解，从此过上舒坦日子了。所以，他在新年时借汉献帝之口，宣布改元为“初平”，意为“从此开始，天下太平”。

这一回，董卓可大错特错了。 ( 明智屋中文 wWw.MinGzw.Net 没有弹窗,更新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