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继勇郑屹

隋倭“国书事件”一直是中日学界特别是研究隋唐时代中日通交的学者们关注、争论的焦点。围绕着“国书”的有无、称谓等的研究，可以说是高论迭出，异见纷呈。本文把“国书事件”分为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分析梳理，指出隋帝“览之不悦”的真正原因在于倭王自称及其称呼隋帝均为“天子”，企图与隋朝平等外交。小野妹子根本就没有携带隋帝国书，携带隋帝国书、并奉呈倭王的是裴世清。外交文书即国书的往来是隋、倭两国受当时国际环境影响所乐于利用的、互惠互利的沟通渠道。

关键词：“国书事件”隋倭通交新考释

从公元600年至615年的15年间，隋倭交往十分频繁，日本推古朝（529－628）先后向隋朝派出六次遣隋使，①隋朝也派出正式访问日本的外交使团，从而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在中日两国通交的过程中，发生了“国书事件”，为后人留下了若干疑团，引起中日史学界的种种猜测和争议，成为研究《隋书·倭国传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对此事件重新进行考释。

一、国书与中日通交

国书即外交文书，是东亚国家间沟通信息的重要手段，是东亚国际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在和平时期，国书是维持、增进友邦关系的纽带，也是解决纠纷和获得邻国消息的手段；当出现紧张局势或爆发战争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与他国及时互通信息，至少与本国军力同样重要。中国朝廷通过下达书面文字即国书，授爵、拒绝授爵和剥夺爵位，向东亚国家君主施加影响，界定他们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使其明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意图。③当然，外国君主接受中国官号的动机绝不仅仅是处于认同中国的世界秩序，而主要是基于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

中国的外交文书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宇宙观在文字上的具体表现，它体现了中国所期望实现的世界秩序。中国历代朝廷为了充分发挥国书的这一功能，制定了一系列起草国书的差别性规定。这些规定涉及不同格式、文体的使用，特别强调国书须符合收发国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正确运用某些动、名词的尊敬、谦敬式，准确使用收发人的称呼。国书的用纸及封面也有相应的规定。同时对外国所呈国书也严守有关规定，否则拒不接受。当然，只要文书的行文、格式符合规定，中国朝廷就乐于接受，因为这象征性地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和发信国本身的国际地位。当然，在国书往来中受惠的也不只中国，外国君主呈递的国书也不都是为了表示臣服。日本致中国的国书就是很好的例证。

中日间的官号接受，约始于公元57年光武帝授予倭奴国“汉委奴国王”，其后为曹魏授予倭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授予使难升米“亲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亲善校尉”。最早见诸史籍的中国朝廷致倭王的国书为《魏志·倭人传所载曹魏给卑弥呼的诏书。然而在当时倭国尚“无文字”，④倭人对中文的识解能力低下，无法领会官员、官印及印绶的巨大价值，也许赐予的“好物”——黄幢、铜镜、大刀等更使倭人注目，更能有效传达出曹魏支持卑弥呼的政治信息。倭国致中国政府的国书最早出现于《宋书·倭国传中，该国书辞藻华丽，极具六朝骈文体例的特色，虽有可能经沈约修饰，但其基本意思应来自倭王。在该国书中，倭王武既简述了倭国统一的历史，也谈及到倭国的对外关系——倭国的对外交往中心是利用中国官爵封号争霸朝鲜半岛，借机巩固大和朝廷的至高地位。国书最后所言“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事实上已隐隐道出了倭国历代君主利用中国封号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还须指出的是，上述国书表明了当时中国与日本（倭）之间确有实质性的君臣关系。

日本致中国的国书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隋唐之前，倭国国书是倭王为确保中国政治、军事支持而表达忠心的政治宣言。但隋唐之后，日本国则成为表面上维持臣属国的政治姿态，事实上是为了便于经由官方渠道引进中国文化的手段。日本的国书多由大陆移民后裔或熟知国际形势的“汉学家”起草，大都行文得体，中国乐于接受。唯一的例外发生于隋代。607年倭使入隋，不但没有向隋朝提出任何封号要求，甚至国书上还载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⑤的“大不敬”言语，引起隋帝的极大不满。以此国书为开端，围绕隋倭互递的国书，产生了一系列事件，我们通常称之为“国书事件”。

二、隋倭“国书事件”的经过及研究成果的检讨

“国书事件”始于607年(隋大业三年)，根据中日相关史籍记载，似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据《隋书载，607年日本推古朝派出的第二次遣隋使向隋炀帝献上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为开头语的国书。“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无复以闻。‘”但翌年，仍遣裴世清使于倭。此乃“国书事件”的第一阶段。

然而，小野妹子携带的隋朝的回书遭百济掠取。《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六月条载：“爰妹子臣奏之曰：‘臣参还之时，唐帝(应为隋帝)以书授臣，然经过百济国之日，百济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群臣虽议“夫使人虽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国之大书哉，则坐流刑”，但推古天皇却敕之不罚。此为第二封国书，可谓“国书被劫”。

608年（隋大业四年、推古天皇十六年），裴世清至倭都，对倭王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其宣谕内容，即隋炀帝的国书，载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条：“时使主裴世清亲持书，两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书曰：‘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即小野妹子）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仰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卿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别。‘时阿倍臣出进，以受其书而进行。大伴啮连迎出承书，置于大门前机上而奏之。事毕而退焉。”此为第三封国书。

《隋书·倭国传载：同年裴世清返回之时，“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据《日本书纪载，推古天皇又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及留学生倭汉直福因、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即)等八人随裴世清来朝。此次倭王致隋帝国书载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条：“爰天皇聘唐帝(应为隋帝)，其辞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候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对此国书，《隋书·倭国传未作隋帝“览之不悦”的记载。此可谓国书事件的第四阶段。至此，“一波四折”的“国书事件”始告平息。

针对第一阶段的倭国国书，中日学者多集中探讨引起隋炀帝不悦的原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按照中国传统观点，中国自古以来便自认为处于世界的中心，并非处于“日没处”。“日出处”、“日没处”包含有优劣、褒鄙的意味；而“致书”以及“无恙”的词句，则缺乏尊敬的语气。另一种意见认为，国书中倭王自称“天子”。“天子”乃中国皇帝特有的称号，作为蕞尔东夷小国的日本历来称臣纳贡，竟敢自称天子，隋帝当然不悦。该说还驳斥了前一种意见，认为“日出处”表示东，“日没处”表示西，只是东西方向的别称而已，毫无优劣、褒鄙的意思。

关于第二阶段的“国书被劫”事件，学者侧重于对国书真相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掠走说或自毁说。掠走说为小野妹子之奏言。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就同意此说。自毁说的支持者指出，这份国书是鄙视日本的，为了顾全日本的体面，小野妹子亲自毁掉。其二，否认国书存在说。认为隋不予接受、理睬倭王国书，朝廷也未惩治小野妹子。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赞同此说。其三，未奏说或史书删除说。认为小野妹子因隋帝的国书极为无礼没有交出上奏，而伪称被百济掠去。日本学者本居宣长持此观点。中国学者池步洲据《经籍后传记所载“其书曰，皇帝问倭王，圣德太子甚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认为隋的国书并未遗失，而是倭使未敢上奏。日本学者山中顺雅则据《日本书纪关于此事的遣词措句，认为《日本书纪的编撰者故意编造出“掠取”的谎话，把两国国书都从《日本书纪中删去了。⑥

关于第三份国书，即裴世清“宣谕”的国书内容，《隋书·倭国传未见记载，而载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条)。其起首句是“皇帝问倭皇”。这里的“问”不是普通的“问候”，它是中国朝廷用于表示收信君主国地位的特殊外交词汇之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倭国官员立即注意到这个字眼。当推古天皇征询圣德太子对此意见时，圣德太子答道：此乃“天子赐诸侯书式也”(《善邻国宝记卷上)，还建议接受隋的来书，理由是“皇帝之宇，天下一耳，而用倭皇字，彼有其礼，应恭而修”(《善邻国宝记所引《圣德太子传历所载)。对此，中国学者王贞平认为，《圣德太子传历和辑录此书的《善邻国宝记均有造假之嫌，一边称其为“天子赐诸侯书式也”，一边记载其称推古天皇为“倭皇”。殊不知，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绝无可能。“皇”为“皇帝”之略称，隋廷不可能以“皇”字来称呼“属国”的君主。⑦日本学者坂本太郎进一步指出，《善邻国宝记又辑录《经籍后传记所载的国书，其书起首句曰，“皇帝问倭王”，《日本书纪作者亦忠实记录了这封国书，但后世日廷官员转抄时改“王”为“皇”，以维护天皇的尊严。⑧

对于第四封、首句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藤家礼之助认为，把东与西相对置，以暗示先前国书中的“日出处”与“日没处”是意味着东与西的修饰语，这次国书在尽力维护日本荣誉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中国的意向，它是在这种可能限度内妥协的产物。黄尊严先生也指出：“对日方的举动采取了原则上不予承认，实际上不加诘责的态度，正是由于隋日之间‘各唱各的调‘，均有保留和克制，从而使两国关系得以顺利发展下去。”⑨但也有学者如坂本太郎怀疑这封国书可能为《日本书纪的作者的伪作。⑩不过，即令是伪造的记录也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因为它有助于了解伪造者的心态及其所处历史时代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日本国书的面貌。{11}

三、“国书事件”的新考释

有隋一代，外交文书往来是隋、倭两国乐于利用的、互惠互利的沟通渠道。历来中国国书与中国封号、官印一样，在对外政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外国君主对国内政治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其国书的形式、措辞及内容的。可以说，倭国的国书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称谓，应从当时日本的国内局势和东亚世界发展的形势来分析，二者缺一不可。

第一次国书事件发生在607年倭王第二次遣使之时。据中国政治外交词汇的用例，中国朝臣称其主为“皇帝”，四夷外臣则称之为“天子”。{12}日本朝廷对这两个头衔的用法有类似的规定，但在同时记录中日两国君主的言行时，不得不舍去“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理念，均以“天子”相称，以解此难。{13}有时则以“天子”专指中国皇帝，而以“天皇”指日本君主，{14}在字面上提高日本君主的政治声誉。中国朝廷历来认为，日本国书中称中国君主为“皇帝”时，明确无误地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日本朝臣以特别的训读(训“皇帝”、“天子”为“きみ”)，大大减弱了这个头衔的“中国中心论”的政治色彩。{15}笔者认为，倭王在致隋帝的该国书中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也就是与隋帝同称为“天子”，并没有把隋帝置于日本君主之下。日本学者东野治之指出，“日出处”、“日没处”并不表示等级地位的高低，称隋为“日没处”丝毫不具卑视、鄙贱隋朝的意味，相反还带有尊崇、仰慕隋朝之意。{16}韩升先生也指出，“称隋朝为‘西‘，是一种褒义的双关语，既是方位的指称，又暗喻西方净土世界。此解释可从日本国王所说的‘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也可从倭使所谓‘海西菩萨天子‘中得到印证。{17}事实上，“在隋朝的混合意识形态中，其佛教倾向即使不是主要的，也必然是强有力的。”{18}隋文帝夫妇极为重视佛事，特别是晚年更加宠幸佛教，隋炀帝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具有正规的佛教信仰”。{19}从有隋一代隋倭的交往都是采取佛教外交的形式来看，倭国国书也应与佛教有关。{20}崇敬佛法的隋帝一定明白，西方为佛祖圣地，东方乃未化之域，不会因“日没处”、“西皇帝”的称呼而不悦。

隋帝“览之不悦”的真正原因在于倭王自称及称呼隋帝均为“天子”，企图与隋朝平等外交。外夷常称中国君主为“天子”，如《北史·高丽传载高(句)丽王高琏奉表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谨当奉诏”。有时外国君主虽也自称“天子”，但称中国君主时用“皇帝”加以区别，显示尊重之意。如突厥沙钵略可汗势力强盛时，曾致书隋文帝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虽然口气颇大，称号基本对等，但称隋文帝时用正式的“皇帝”称号，自己则称“天子”。而文帝回书时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用的是“天子”对“可汗”的格式，明确地表示了身份上的高下秩序。突厥沙钵略尊大时，虽在其国之“可汗”之上加“天子”尊号，以显得与隋地位相当，但既未自称“皇帝”，也没有和隋朝君主使用相同的尊号，还是遵守了中国的礼仪习惯。{21}600年倭使所持国书未见史书记载，但从过去的中日交往来看，肯定携带有国书。笔者认为，第一次遣使似为苏我氏所派，从苏我氏与中国大陆移民东汉氏及其后裔的关系来看，{22}此次国书应出自大陆移民或其后裔之手，国书用语称谓、内容也许与倭五王时期一样称臣朝贡，因而未有引起争端事件。或许正因为载有称臣朝贡的内容，才为《日本书纪等日本史书的编撰者所不容，删而不载。{23}第二次遣使应为圣德太子所派，起草该国书者似为高丽僧侣。603年实行了“冠位十二阶”，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初步确定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原则；对外则积极推行与中国交聘，吸收大陆先进文化。当时诚如王贞平先生所言：“中国封爵对实现了统一的天皇已无政治利用价值可言，既然不再需要以中国封号巩固自己的国内政治地位，与中国的君臣关系也就由此告终，日本对华关系的重点转向引入、借鉴中国文化、佛教和政治制度。”{24}

关于国书事件的第二阶段，即“国书被劫”事件，笔者认为小野妹子根本就没有携带隋帝国书，携带隋帝国书、并奉呈倭王的是裴世清。也即第二份国书与第三份国书为同一国书，理由有四：其一，根据以往与倭交聘的历史，当时朝鲜半岛局势以及隋炀帝的个性，既然倭王送来国书，遣使前往倭国，即使查其风俗{25}也好，窥探其国力拉拢倭国牵制朝鲜半岛也好，隋炀帝一定会回其国书。其二，既然裴世清带去了国书，已没有必要另修国书交小野妹子带回。其三，小野妹子作为遣隋大使丢失了比生命还重要的国书，而推古天皇不加追究，随后又再次委任为遣隋大使，显得极不合理。其四，百济与倭国长期以来一直关系甚密，当时执政的苏我氏、圣德太子以及推古天皇与百济的关系都很密切，以往倭使也都是经百济转赴中国大陆，即使要了解国书内容，似也不必采取强行掠夺的手段。当时最迫切要了解国书内容的应该是高丽，而不是百济。

608年裴世清赴倭“宣谕”，赞扬了日本政通人和的局面，褒奖了日本“远修朝贡”的诚意，该国书乃是为了回复倭王，且载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条）。因此，并非“意味着隋朝未把日方的国书作为正式国书接受下来，因而没有回复的必要”{26}，而是出于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考虑，不但回复，而且还派遣使者携带国书回访。很显然，对倭国来说，隋朝使节的到来也是件大事，从所遣迎接官员的身份看，有“小德”——冠位第二阶、“大礼”——冠位第五阶以及接受国书的仪式，尤其是倭王与隋使裴世清相见大悦所言内容来看，倭王极其重视与隋通交，并无与隋朝分庭抗衡的企图，相反表明了学习隋朝先进文化的“虚心”。关于此国书的首句为“皇帝问倭皇”，学者论证应为“皇帝问倭王”，较为可信。但认为其首句为“皇帝问倭王”，倭使才未敢上奏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该首句为“皇帝问倭王”的国书就是第三次隋帝的国书，即裴世清的“告谕”，已上奏倭王。把裴世清携带的国书与小野妹子携带的事实上不存在的国书混为一谈，乃是上了《日本书纪的当。《日本书纪的编撰者故意编造出“掠取”的谎话，把一封国书分两处记载，且删改首句为“皇帝问倭皇”。这是维护天皇尊严，抬高天皇权威的做法，与称呼来自中国大陆、具有高超技艺的移民为“归化人”的心态是一致的。这正是“皇国史观”思想的表现。

第四次所上国书载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条，其首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是不可能的，但《日本书纪篡改为此，极具寓意。“天皇”是日本君主的最高称呼，而“皇帝”是中国君主的正式称谓。如上所述，日本朝臣有时训“皇帝”、“天子”为“きみ”，“淡化”乃至“转化”二者的字意，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游戏，它反映了日本民族自尊心逐步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了解日本人的心态很有启示作用。从最初的称臣朝贡到自称天子企图与隋对等交往，再到后来自称天皇的心理变化历程，在《日本书纪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甚至有时还称中国君主为“唐王”，称己国君主为“帝”，{27}使中国皇帝在字面上处于低于日本天皇的地位。但在隋倭交往的七世纪初，倭王似不具“分庭抗衡”或把自己置于隋帝之上的企图。对此，《隋书·倭国传也未作隋帝“览之不悦”的记载，而且还同意接受倭国留学生和学问僧，有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如高向玄理、南渊清安一直生活至隋朝灭亡后的640年才归国。以暴戾著称的隋炀帝默认倭国国书也许是为了征发高丽的需要，拉拢倭国实为牵制高丽。或许在攻灭高丽之后，隋炀帝会发兵进攻日本。然而，因远征高丽，穷兵黩武，加之隋炀帝奢侈腐化，乱用民力，隋朝短命“夭折”。不管怎样，此国书诚如藤家礼之助所言，把东与西相对置，以暗示先前国书中的“日出处”与“日没处”是意味着东与西的修饰语，这次国书在尽力维护日本荣誉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中国的意向，它是在这种可能限度内妥协的产物。隋帝极有可能采取承认日本为对等国的立场，对中国来说，或许不是出自其本意，但由于退让了一步，就可以在这个前提下来处理补救了册封体制所规定的原则。这是双方一次极有趣的外交策略。{28}

注释：

①参见王勇著：《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57页。

②栗原朋信：《上代日本对外关系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242、139、121页。

③{11}{24}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01页。

④《隋书·倭国传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

⑤见《隋书·倭国传，而日本史籍《经籍后传记载其国书作“日出处天皇致书日没处天子”，乃为后人所篡改。

⑥⑨{26}参见黄尊严：《隋日交往中的“国书”问题研究述评，载《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第90、92、91页。

⑦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论，第137－138页。

⑧坂本太郎：《圣德太子，（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122页。

{10}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第15页。

{12}《独断（《四库全书本）卷上，载：“天子，夷狄所称”。

{13}参见《日本书纪卷十七、十八、二十五、二十六及《续日本纪卷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五、三十三上和三十五等记事。

{14}参见《日本书纪卷二十三、二十五及《释日本纪卷二十、《异称日本传卷一上等记事。

{15}日文的“きみ”本是指住在首都之外的皇族成员“皇别”所用的姓。用于称呼外国君主显然缺乏正式、尊敬的意味，甚

至朝鲜半岛诸国君主没有资格被称为“きみ”，日本史料多以“こきし”相称。600年倭致隋的国书中称倭王为“阿辈

鸡弥”，即“おおきみ”的对音。以日本“皇别”所用之姓“きみ”称外国君主，就是在政治上把他们置于日本的君主权

威之下。此国书中倭王自称与称呼隋帝同为“天子”，应视为倭王企图与隋帝平等交往的标志。

{16}东野治之著：《遣唐使与正仓院，岩波书店1992年7月版，第98页。

{17}{21}韩升：《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49页。

{18}[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76页。

{19}《隋书·炀帝传。参见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5－128页。

{20}参考韩升：《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初探，载《澳门佛教16期。

{22}参见韩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89页。

{23}日本史书《历朝释氏资鉴甚至将《隋书·倭国传中的“帝览之不悦”，改为“帝览之甚悦”。

{25}《经籍后传记载：“隋炀帝览之不悦，犹怪其意气高远，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即小野妹子)来观国风。”

{27}《怀风藻载《释道慈二首的序文中有：“释道慈者……大宝元年遣学唐国。……唐王怜其远学，特加优赏。……养老二年归来本国，帝嘉之。”

{28}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20}参考韩升：《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初探，载《澳门佛教第16期。 ( 明智屋中文 wWw.MinGzw.Net 没有弹窗,更新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