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到底还是讲情感、重情义的。原来的同事、同学、朋友，现在同住、同吃、同学习，时间长了，原有的感情渐渐恢复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情感。

这一帮人说这说那，一直说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锦绣作了一些夜点心，大家吃好后，孔文夫妻俩、君兰夫妻俩，都各自回了家。张荣住在家兴这里，师生俩又谈了好长时间。

现在按原来系统、单位编斑学习后，情况开始大不相同了。虽然还是每天把屁股坐稳，脑子静下来，学习著作、语录，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坚持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但再怎么说大家原来都是一个系统、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甚至是一个车间、一个科室，有些学生还是同坐一只课桌的，有些干部是办公桌长期对面相坐的。毕竟是同志、同事、同学，有的可以说曾经是好兄弟，有的还真是生死之交，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搞得这样势不两立呢！

张荣和孔文也都想听听，家兴怎么举办两派造反派、三百多个头头的故事，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

张荣就说：“军人对上级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是一个方面。这些都不说了。还是来说说家兴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

君兰就说：“还是大哥有本领！这样复杂的局面，单枪匹马就能够驾驭，真不简单。”

君兰接着就说：“这些事件和王有德有什么关系？”

“这实际是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孔文帮助点穿了王有德在两派之间的作用。

家兴又继续说：“现在两派联合了，就把这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给揭了出来。这其中不少坏主意是王有德出的。大家就不放他过门，要共同批斗他。我做了工作，才算勉强作罢，否则有他的苦头吃呢。但最后他在里还是被毒打了一顿，手臂被打成骨折。”

家兴的故事讲到此，孔文接了上来，说他们在常州支左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他说：“解放军在常州火车站驻守有一个步兵营，保障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可常州有一派的一个全副武装的武斗连，居然把火车站四周来了个团团围困，并且向据守车站的解放军发动攻势，几十条枪枝开了火，把火车站四周的外墙打得弹痕累累。当时解放军这个营的营长，请示上级是否据守、是否可以还击。上级的回答一定要据守车站，但是不能还击！怎么办？我们这个团接到命令，就派了几个连，来了个包围、反包围。这个“战斗队”哪里是解放军部队的对手，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战斗队”就被完全缴了械－－－－－－

原来上次绑架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来参加的头头里竟然也有王有德，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扬州日报》发生的不少事情都牵涉到王有德，两派武斗打死人，造反派抢夺武器，准备冲击部队机关大院等等，都有他姓王的在后面出谋划策。”

家兴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到了1969年的夏天，局势更稳定了一些，家兴便向领导上请假，要求回上海休息一个月。

锦绣马上就说：“这有什么不好，夫妻大团圆太美妙了，孩子也可以有爸爸照顾了。”

家兴说：“开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这扬州干什么勾当，通过这次终于弄明白了。前几年他在上海犯了生活上的错误，被你们卫生学校除了名，觉得在上海没了面子，而回了他的家乡扬州。开始是在一家学校里作代课老师，初期，他看自己‘头上有辫子、身后有尾巴’没有敢行动，后来趁两派争斗的机会他成了保守派，混进了‘屁派’里当‘参谋’。之后‘屁派’被赶出扬州，他摇身一变转过来又加入了‘好派’，在一个什么‘司令部’里作‘高参’。所以他两派的头头都很熟悉，两面都能说上话，可以左右逢源。他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在这派里这样说、在那派里那样说，为两面出主意。还摇起了笔杆，写了不少派性文章、大字报，署名‘斗士’－－－－－－”

几个人在客厅里就交流了最近各自的情况，说说又说到了、支左的话题上来了。

要知后来的事情怎样发展，且听下回分解。

锦绣的父亲就问家兴说：“江苏有几派，你支持哪一派？”

家兴也在想解甲归田的事，但在张荣面前不好意思先说出口。现在张荣既然来说这个事情，于是也表达了有拖下军装复员、或者转业的想法。张荣就对家兴说，部队下一步要处理一批干部，但不是转业而是复员。复员到地方不是继续当干部，而是当工人。这次干部复员工作是张荣负责的，考虑好了可以打电话告诉张荣。

张荣第二天回浦东川沙的事暂且不表。

家兴继续说：“是的，在里，有一次，王有德主动找我说：军代表，老同学，这次你要好好帮助帮助我，我在这个运动里，确实犯了不少方向、路线错误。请你对我多批判，多教育，帮我提高认识，好好改造自己。”

红梅就接口说：“我那口子这次回来就和我说了这件事，准备复员回上海。”

“是的，这一次他是搬起石头砸了他自己的脚，最后还是我救了他。”家兴说了出乎大家意想不到的话。

可红梅说：“这次复员回来不是继续当官，而是做普通工人。”

君兰就问道：“家兴，这王有德在扬州到底在干什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当然不会承认，但他们不放过我。接着这个王有德就到报社来找我，名为给我传递信息，说造反派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实际是来威胁我。可我还是一句话：《扬州日报》是党报。

“这我才不干呢，我是想让他干脆拖掉军装算了。”

都在担忧，这样乱下去怎么好？”

“家兴，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君兰问。

一天，晚饭后三个孩子都睡了，锦绣在医院里值班，家兴就在外婆房间里讲起了这和造反派的事情。连锦绣的爸爸、妈妈也来听女婿讲故事、说新闻。

君兰又着急地问：“还有什么样的好戏？”

其中，有几张署名‘斗士’的大字报，内容竟然针对着我而来，什么‘支一派、压一派’、‘屁派的黑后台’、‘要揪出来见见阳光！’等等。这两派是更加对立不说，这眼看要成为武斗场所，要爆发‘七级大地震’！我一看苗头不对，在稳住领导小组成员的同时，果断地采取了紧急措施，立即按原来的系统、单位重新编班，这学习的气氛很快扭转了过来。”

孔文回话说，前一阵子他也忙于支左，没有空回来。这会儿无锡、常州太平多了，就请假回上海休息一段时间，来陪陪老婆。张荣也说，他知道家兴在上海，就和孔文一同来了上海，与老朋友会会面，同时了解家兴下一步准备怎么走？今天为什么这么晚还来看家兴，因为明天上午他要回浦东川沙老家去一次，有些事情要处理，后天就要回镇江部队。

家兴又继续说：“这三百多个头头集中到了党校，先是成立领导小组，这领导小组的组长谁来当，军管会主任的意见要我来当。我想，如果当了这个组长，在这种派性严重发作的情况下，就把我自己也陷进去了，对办班工作非常不利，于是坚持我还是当军代表，说话、做事好有回旋余地，军管会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

君兰就说：“家兴，你刚才关于王有德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呢。”

“那他到底出了多少坏主意？”君兰又问。

家兴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倒有几条。

收枪小组的人对他宣传政策，可军管会派在这里担任值勤保卫的‘文攻武卫’的几个队员，在半夜里偷偷地对王有德动了武。我对这事立即做出反应，除把王有德马上送医院医治外，还批评了这几个不执行政策的‘文攻武卫’队员。”

家兴又往下说：“事情是这样的，在造反派抢枪时，姓王的也弄了一支‘勃郎宁’手枪，还经常别在腰间到处显耀，有时还放上几枪。后来要交枪了，他没有把枪交掉而是藏了起来。这次军管会在我们这个里设了个收枪小组，动员他主动把枪交出来，可他置若罔闻。虽然我三申五令，收枪小组一定要执行政策，在里绝对禁止搞逼供、动武。

锦绣的母亲接着就说：“上海基本上也是这样，那后来呢？”

这故事正讲到兴头上，可张荣打断了大家的话头说：“我们这些解放军搞支左什么的，费了这么大的劲，可现在听不到地方上有多少赞扬声。再说军队内部，有个部队借我们师的营房关门搞‘四大’，结果也搞得乱糟糟的。”

家兴接着说：“这时，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市民，看不惯这个黄字兵造反派冲冲杀杀，搞打、砸抢的‘革命行动’。有一天，部队的宣传车突然上了街，广播喇叭里就说：造反派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要乱说乱动，坚决取缔！同时就出动兵力，把一些黄字兵造反派的头头抓了起来。这黄字造反派的一般成员，就把造反派的臂章摘下，丢在了马路上、弄堂里。社会上的大部分群众见了是拍手称快，我也认为部队这个举动做得对。可上级立即说，不可以这样做！结果只好把抓起来的造反派头头都给放掉了。接着中央文件说要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部队就到处去寻找谁是‘左派’，可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造反派、都是‘左派’，部队就非常为难。”

他一回到上海，先向母亲请了安，向姐姐、姐夫问了好，说了说各自的情况，然后回到了锦绣身边。锦绣见丈夫回来自然很高兴，可更加兴奋的是三个孩子。如今大儿子爱国已经十二岁，女儿海燕是九岁，小三立业也已六岁了。孩子们先是围着家兴“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再就是翻弄着家兴带回家的包包，寻找好吃、好玩的东西。

孔文也说：“是这样，所以我对支左的兴趣已经不大了。”

家兴接着就数说了在扬州发生的几件大事：“首先是‘好派’抢夺《扬州日报》，要李家兴这个军代表承认《新扬州日报》是‘党报’，还企图绑架我这个军代表；二是两派武斗，有一次确实是‘好派’把自己一方的一个人误伤，后来抢救无效而死了，但硬说是对方打死的，把尸体抬着游街，闹得满城风雨。最后把尸体放到军分区的会议室的会议桌上，强压部队首长表态，企图以此压倒对方；三是一次‘好派’准备冲击军分区机关大院。开始时，准备好几个武斗连，全副武装冲进部队机关大院，逼迫部队首长表态承认‘好派’是革命造反的‘左派’。后来发觉部队有了准备，已经调了几个解放军连队进入机关大院，才没有敢贸然行动，只是在部队机关大院四周，安上高音喇叭，虚张声势地叫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只得撤消了原来准备好的行动。”

家兴一回来，这谷家就有了生气，满屋子的笑声，大家喜气洋洋，一片欢乐景象。外婆是格外地高兴，对家兴是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她虽然在家很少外出，但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很想听听家兴在外面支左时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于是，家兴就继续说他办造反派头头的故事：“这三个月、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可不是容易度过的。同这三百多个造反派头头打交道，可以说像坐在火山口上似的，‘火山’随时随地有爆发的可能；在这风口浪尖上真是提心吊胆，有时真会出些突发事件，使人心惊肉跳！最后总算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办班任务。

君兰想，这事有些离奇，就问：“这和姓王的有什么关系？”

刚开始时，我打算要这些造反派头头，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分清是非、责任。但再看看现实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想要他们讲清楚只会是继续争论下去，于是我觉得还是和和稀泥、讲点感情、人情是上策。

这两派三百多人是住在一个党校里，我同他们是同吃同住同学习。这些造反派头头因为是到这里来学习的，所以统一称为学员。学员的一切起居食宿全部由党校负责解决，具体有党校办公室张主任安排，这些都不用我发愁。我要考虑的是怎样通过学习，把两派的对立情绪化解掉，教育这些头头要分清是非、责任，消除派性，从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使两派联合起来。这个意图挺好，但要实现谈何容易。”

爱芬就非常干脆地说：“当不当官有啥子关系，我看夫妻能团圆就好。”

君兰接着又问：“家兴，后来怎么样了？”

等了两天，君兰夫妻俩来看家兴，锦绣准备了些酒菜，大家一起吃好中饭，就天南海北地扯开了。说着、说着，不由地又说到了上来了。

家兴接着又饶有兴趣地继续往下说开了：“重新编班进行学习一段时间后，学员之间不同观点的人，相互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后就消除了隔阂。我也不分昼夜地找人谈心，做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样一来派性明显地减弱了，原有的矛盾很快缓和了。说呀说的，有些人把原来一些隐藏在心底的话也公开了，把专门躲在阴暗角落里出坏主意的人揭lou了出来。

君兰先来了个开场白，说：“你们好长时间没有来上海了，现在怎么有空来上海，今天怎么这样晚才来？”

家兴说：“当时我就对他说，王有德！你我是老同学，我们两人多少年的交道打下来了，彼此之间应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两人现在谈不上谁帮助谁，革命还是要kao自己，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看看自己在中，到底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是对自己有个恰如其分估价的时间了，希望你不要坐失良机！”

的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我把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按班、排，组织起来，指定班、排长。开始是按派别编班学习，学习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这派性就更加严重、越来越严重；变成了两派大辩论的阵地，突然间，这党校内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两派就相互指责、漫骂。

君兰对家兴说：“听说这次你在扬州同王有德这个冤家对头又交上了手。”

没想到，隔没几天的一个下午，下班时有三个来路不明的人，到报社我的办公室里，企图对我实施绑架、行凶，被我三下五除二接连放倒了两个。这时正好支左办公室的刘参谋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来报社值勤警卫，这三个人一看情况不妙，就趁机溜掉了。”

爱芬就笑着说：“你到部队做随军家属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吗。”

“开始我也搞不清楚，后来在‘大联合’里，这王有德的狐狸尾巴终于彻底lou了出来－－－－－－”家兴正欲继续往下说，张荣和孔文、红梅一起来到家兴家里，这下又是一次大团圆。大家热闹一阵之后，锦绣拉爱芬、红梅到三楼谈心去了。锦绣的父母、外婆跟客人客气一番后，都回各自的房间睡觉去了。

话说李家兴奉命举办两派三百多个造反派头头的“大联合”，办了三个多月结束了。家兴仍然回去干联络员的差事。

君兰插话问：“这三百多人在一起，怎么学习法？”

孔文非常坦率地说：“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兵不可能一辈子当下去。家兴，是该想想我们两人接下去该怎么办了。我已经快五十岁的人了，团政委是做到头了，再也上不去了。”

锦绣也说：“是呀，家兴，你再不回来，我就不要你了。孩子们也要忘记爸爸是个什么模样的人了－－－－－－”

大家把一些不同的认识、说法，摆到了桌面上，有些只是说法或者看法上的不同，还有不少只是传言，多数是误会，说出来，说穿了，说通了，也就没有什么了。彼此何必剑拔弩张、同室操戈！不少人作了自我批评，握手言和，还成了知己、好朋友！”

爱芬就有些不理解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楼下在说支左、谈复员，在楼上的三位夫人说得也挺热闹。这三个女同胞开始是交流各自的生活、工作等等，说到后来当然不是说什么等国家大事，而是说开了儿女，家庭、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锦绣先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夫妻俩，他一年回上海个把月，我去部队一年最多二十来天，这夫妻生活真是一年大部分时间－－－－－－”

张荣听出了味道，孔文也连连喊好，说：“这可以说是第二条经验。”

女儿海燕调皮地说：“爸爸，妈妈说你再不回来，她就不要你了。”

家兴答道：“江苏省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两派。江苏的两派，一派叫‘好派’说自己一切行动都‘好得很’！站在对立一面的一派，就说‘好个屁’！这一派就自称自己为‘屁派’。这样一来，两派就从上到下开始进行公开的大辩论，从口头到文字，大字报，大幅标语铺天盖地，都说自己革命的路线和方向是怎样、怎样的正确，可社会就更乱了套。

家兴就把这的故事，再往下说：“这次来参加的三百多名造反派头头，里面有工人，学生、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政府机关的干部，商店里的店员、农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男女老少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这些人在造反派里的头衔都是什么司令之类的人物，全都不是等闲之辈，不是省油的灯！而且这些造反派里的骨干，派性十足，有的人真是头上长角、浑身是刺，说也来、骂也来，三句话说不到一起就会动起来！

“家兴聪明，有回天之力，算是一条经验。”孔文听后高兴地说。

家兴说：“可我们这些当兵的，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上级叫怎么办你又不能违抗。”

于是，两派就从打口水仗、口诛笔伐，发展到‘文攻武卫’。从文斗到武斗，两派的矛盾越积越深，甚至有的家庭也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些同事、同学、朋友，甚至是夫妻、兄弟、父子，也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我实在看不懂，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我开始想当个逍遥派，可我是在支左办公室工作，就逍遥不起来了。还是说的：‘解放军不介入也已经介入了’。但我还是倾向于比较讲文明的那些人－－－－－－”。

君兰问：“你承认了？”

家兴说：“事情是这样的，这扬州有家当地地方党委的报纸，叫《扬州日报》，开始不久，造反派夺了权，接管了这份报纸。在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后，好派把屁派赶出了扬州，而且把这个报纸改名叫《新扬州日报》，并且说这是份‘党报’。还千方百计逼我这个军代表公开发表文字声明，承认它是‘党报’。”

第五十九回和稀泥头头握手言和促联合争取社会稳定

再说家兴在上海休完假，还是回到了扬州，仍去做他的联络员。但往下他主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支左，不是想去当他那部队的宣传科长，而是在想能不能拖下军装，回到他的故乡上海，继续做他原来的美梦。

家兴先讲了造反派是怎样开的头的事：“这刚开始时，在扬州打冲锋的一般是些学生红卫兵，后来这些学生红卫兵分成了黄字兵和黑字兵。不久，有人说这黑字兵是铁杆老保，被压了下去，有些头头被赶出了扬州。接着不少工人、商店里的营业员和部分农民也开始了革命造反。跟着，政府机关的有些干部也加入了造反队伍。这市面就真的乱了起来，而且越来越乱。一般的老百姓

孔文就说管它经验、教训，都说来听听。

“这又是怎么回事？”张荣也问道。

张荣、孔文、君兰在底楼客厅里重新坐定，家兴一面给倒茶，一面拿出些点心、糖果放到了桌子上，大家就又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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