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也没想到、数年未见后跟刘备喝一场大酒，

能勾起刘备那么多的感慨，和内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厉。

果然称皇帝为孤家寡人不是没有道理的，手握绝对的兵权和行政能力，依然会出于对历史的恐惧，担心百年之后的事情发展方向。

好在，刘备也没指望喝几次酒就把问题解决了，他很清楚，今天就只是跟李素说说这几年的心得、各自的长进。大问题，还要放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慢慢解决。

李素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只是帮刘备梳理了一下问题，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于具体怎么解决，李素没指望直接给答案。

君臣一番彻夜长饮，最后李素总结出无非这几方面：

首先，百年之后的事情，谁都不可以控制，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给后人打好基础、立好榜样。能这一代人解决的变法和军事扩张，就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做好，不要拖着留给后人。

因为只要留给后人，后人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肯定会引入新的问题。比如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废和亲，就要用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里很多都是有问题的，而汉武帝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是有损朝廷正统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就可以适当强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则容易僵化——这方面，李素借鉴的是后世明朝的教训。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导致它面对内部矛盾的变化演进时，适应性还不如汉、宋两朝，所以命也比较短。

汉、宋虽然内部问题一直多，但好歹命长啊，就是磕磕绊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往下拖的。明朝的系统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弹性，屈服强度扛不住的时候，直接就掰断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劝刘备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两方面都注意到之后，要让一个国家稳固更久，第三个努力方向就是要梳理好统治理论的解释权了——

注意，李素这里提的是“解释权”，而不是统治理论本身。

统治理论本身，意识形态的部分，李素自己生前就会搞定的。这些东西不比实际政策，僵硬一点也不要紧，所以不用留给后人了，最多留一点修修补补的给诸葛亮，让诸葛亮将来完善一下。

因为政策是务实的，统治理论是务虚的。越务实的东西，越要贴合实际，就要灵活。越务虚的东西，可以大而化之，那就相对亘古不变。

这点前世念书时读到的法理学基本原理，李素好歹还记得，也多亏他是个学霸，基本功扎实。

而统治理论和正统论的解释权管理，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封圣”的问题。你封谁为圣，后代的修修补补，就会以圣的理论基础来做文章。

封圣该怎么封？如何封？谁能封？

这个问题，其实不该李素亲自来说，也不该刘备来下诏，应该刘备留给儿子辈甚至孙子辈。

因为李素给他的建议，就是“盖棺定论，确保后人来封，生前不要下判断”。

对于李素的前两方面大而化之的建议、提出的努力方向，刘备觉得很对。

对于第三个方面的建议，刘备乍一听有点不理解。他误以为李素这是在谦虚，不好意思请求给本人封圣，所以才说留给后人。刘备便开诚布公地打断他：

“贤弟这是疑虑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圣，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着掖着：“臣并非担心毛遂自荐，而是认为，此前两汉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封圣这事儿，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兴，不过百余年便分崩离析，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孙们，在封圣问题上处理得不如先汉诸君好。”

刘备摸了摸胡子：“愿闻其详。”

李素就大致说了一遍，里面有些内容刘备这些年勤于学习，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李素还是全面阐述，以免遗漏。

这事儿其实需要从后人一贯的一个误区说起：

在很多后代人眼里，甚至包括在东汉末年很多儒生眼里，都觉得自从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是圣人了。

但这其实大谬不然。

先不说后世历史课本上，说汉武帝听了董仲舒、就“独尊儒术”，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解，汉武帝只是重用了儒术，没有到独尊的程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确实是董仲舒说的，也是他的建议。但建议也就只是建议，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虑一个接受的时间表、程度深浅，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汉昭帝、宣帝时，依然反复过“我汉家自有成法，王霸道杂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贤良文学，还是反复斗争过的。

基本上到了汉宣帝，因为汉宣帝上台过程中，借助了“公孙病已立”的祥瑞图谶，天人感应神神叨叨那派愈发得势了，才算是真正“独尊”。

可即使到了“独尊”成为事实后，孔子也依然还没有到最高圣人的地位——西汉后期，乃至一直到整个新莽、还有东汉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圣人，始终是“周公”，孔子只是一个解释周公、推广阐述周公的存在。

换言之，就好比孔门弟子是著述推广了孔子的学说，他们自己地位并不高。

而孔子本人活着的时候，他也自认为自己是“述而不著”，他也没有自己的观点，是在推广周公的善政、克己复礼。

“复礼”可不等于“造礼”，孔子说得明明白白，造是周公造的，他最多就是个“复”。

那么，孔子后来又怎么就成了越过周公、或者至少是跟周公并列的圣人了呢？这就是东汉初期，皇帝在意识形态造圣上犯的一个错误。

当然，东汉初期的皇帝，也是没办法，因为周公这个形象，被王莽搞臭了！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的时候，走的就是“儒家圣王”的形象，王莽没有军权，也没有打过仗，他就是个大儒新圣的人设，而且还拥有实际行政权，所以王莽上位之前，拿他比周公的就很多。

王莽的上台，其实颇有几分和儒家世家协商分赃的意味。当然，里面还有更多复杂的利益妥协，李素跟刘备聊也不会具体展开。

不管怎么说，王莽这么一搞，连累得周公也有点臭了，什么反贼都能比周公，

这时候，“立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建树的完美古人为圣”的坏处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以后但凡有野心家，他也可以自比周公，自比这种“实政和学术双料圣人”。

所以，这时候，改立孔子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孔子是一个实际政治推行中的失败者，他一辈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只有学说成功了。但正是因为他政治上的不成功，让他被利用起来容易一些。

从此以后，如果再有学术、声望和实政都很强的野心家，他好歹没法自比孔子啊，因为你要自比孔子，你首先就得放弃权利、去著书立说、远离政治搞学术，否则你跟孔子有哪儿像？

皇帝也就可以抨击那些恋官不去的学术重臣不配自比孔子，要比先罢官。

当然，把孔子尊为圣人，这个过程一开始东汉皇帝也还是有些膈应的，并没有立刻干脆答应。

所以在汉明帝、汉章帝时期，皇帝才多次“亲临太学讲学”，其实这就是想把皇帝塑造为当世的儒家新圣，这样就可以避免封孔子，又能淡化王莽曾经也是被儒家推崇的历史记忆。

但结果已经很明显了：这些招数对皇帝本人素质要求太高，皇帝得好学，还不能是幼主，否则幼主没法去太学给太学生们讲课。

于是，汉明帝汉章帝结束之后，东汉才算是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放弃了挣扎，孔子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总算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儒家第一梯队圣人”，可以跟周公并列。

这一点的演进上，东西方世界倒是惊人地相似：各种意识形态被追圣的创始人，都没有留下继承世俗政权的男姓后裔，或者干脆就是生前世俗权力斗争的失败殉死者。

这其实不是巧合，而是正因为你没有继承世俗政权的儿子，后来的野心家们才放心大胆利用你。你要是有子孙一直在做国王、皇帝，将来有机会振臂一呼，那别人拥你为圣不就成了为人作嫁了么？

所以，西方历史上未必没有更多创出自己教派的人，只是其他的创始人没有断子绝孙，所以跟进的人不多。

就好比元宇宙如果没有区块链技术来保证“创始人也没有保留管理员权限，系统上线后创始人自己也没法开挂，因为账本都是分布式去中心化存储的”，那谁还来你这个生态系统里添砖加瓦？

玩家不怕他努力投入了很多后，管理员直接把成果拿去回档删改？（当然我不推崇元宇宙，更讨厌比特币，这里只是一个技术讨论举例）

断子绝孙的哲学意义，跟“用区块链自废中心化管理权限取信于人”，是一样的。

相比之下，华夏这儿后来非要封个“衍生公”，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对于这个问题，李素一贯坚持的是学术的归学术，世俗权利归世俗权利。哪怕他本人这辈子圣了，也封了公爵，但他留给子孙继承的，就只是公爵爵位，他那些儿子们不配以“圣人后裔”自居。

他们只是会稽郡公、丞相李素的子孙，不是什么圣人子孙！

刘备听了李素的分析后，也是有些晕乎的，不过他好歹抓住了一些线索，思索一会儿，便请李素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李素这才伸出几根手指头，一一盘点：

“对于这些问题，臣有几点建议。首先，以后凡是封圣，都必须盖棺定论，王莽之所以为乱，便是因为生前被人谀词如潮。

光武帝与明章等帝畏惧王莽之祸的教训，把有实际行政功劳的新圣之路一概堵死、改为唯独尊奉孔子这类实政失败者，最终收获了矫枉过正的教训。

未来，大汉要允许实政上有大功的人封圣，但一定要死后再封，任何在生前吹捧圣行的，都要作为谄谀幸进小人处置——这一条，可以写进大汉的祖宗之法。

如此，大汉以后依然可以享受执政伟人为圣的好处，不用再一味追求以孔子之类实政失败者为圣，同时，也能回避王莽劣迹的影响。”

李素这个思路，其实倒是颇受了后来曰本人的一些启发，或许也跟他这几年东渡巡狩、搞历史政治的比较研究，所以容易联想到这方面看过的前世史料。

在“盖棺定论”的问题上，曰本人其实早期比汉人还谨慎，他们的长处，也确实值得汉人学习。

早在公元800年左右，也就是曰本还在王政时代、没进入幕府架空天皇的时候，之前曰本人有很多太政大臣生前就封“正一位”的，这个位阶的要求就是“生涯无瑕”，也就是的是完人、圣人。

但是760年代，活着获封正一位的藤原仲麻吕造反了，给“正一位”这个人格完人的符号留下了污点。尽管藤原仲麻吕被镇下去之后，他的“正一位”册封被撤销了，但也留下后遗症，曰本人从此一千多年、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后，中间几乎再不给活人正一位。

藤原仲麻吕对于曰本历史的影响，几乎可以对标汉人的王莽。

曰本人开始反思：只要一个人臣还没死，谁知道他晚年会不会造反？会不会晚节不保？会不会出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的情况？

所以，不管功劳再大、德行再好，一定要等死了之后，不可能再做坏事了，再给追封为圣。

当然，此后那一千多年的曰本历史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但都是有非常完善的保险制约的。

比如一共两次例外，

第一次是给源方子太皇太后，她是当时天皇的祖母，天皇就是她立的，她也没有其他男性后裔在世了，不可能废除天皇另立，豁免了谋反可能性，这才给她活着时封了正一位。

第二次例外，已经是明治维新结束后、明治天皇给临终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封了正一位。当时三条实美虽然没死，但已经重病在床、医生看过说他绝无可能再痊愈了，天皇才出于对现代医学的信任，在他断气前给他开恩，

这也是奖励三条实美帮助实现了“大政奉还”、在幕府了八百多年后让天皇重新亲政。毕竟此前八百年都没人有如此功勋，破个例也说得过去。

这一点，中原汉人后来其实也有醒悟到，毕竟“盖棺定论”这个成语就是汉语的成语，只是反应没那么快，基本上是到了唐朝后期，统治者才渐渐注意到。

中间南北朝那么乱，正统性神圣性崩塌，活人称圣的比比皆是，大家都自大狂妄不已。

皇帝有给自己乱上尊号、太上皇当了不够，临死还要疯狂一把传位给孙子、让自己当太上皇、自己当“无上皇”的。

军阀武将弑君篡夺成功后，有瞎搞自封“宇宙大将军”的。

南北朝这些历史的倒车、这些对神圣性的注水贬值，都导致汉人一直到隋唐，都对正统论和“如何维护神圣性”不怎么重视，很多时候都是在和稀泥。

相比之下，曰本人没有改朝换代的乱世，这方面他们反而总结出更好的经验。李素要建立长治久安的朝代，当然要博采众长，不管原本历史上是不是蛮夷先总结出来的，只要能为他所用，他就用。

除了“盖棺定论”之外，李素强调的封圣第二注意事项，就是前面所说的“封圣不及子孙，不能给子孙好处”。

道理前面也说过了，刘备也能理解，这条就很快过了。

好在这一世的孔融已经在曹操的大清洗中死了，刘备也没追封考证承认过天下还有哪个姓孔的文人是确凿无疑的孔子后人，所以这一世不仅李素的子孙不能从封圣中获益，连衍生公也不可能出现了。

以后凡是自称孔子后人的，肯定都拿不出家谱，如果还非要吹嘘，那就当妖言惑众抓起来。反正官方的认定态度是“孔子的嫡系有据可考的传人，已经没有了，剩下的也都是旁支末裔，不配奉祀”。

而李素对刘备说的第三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补丁，是针对东汉早期，汉明帝汉章帝试图通过“去太学讲学”来塑造自己“既是世俗君主，又是儒家新圣形象”的弊端的修正。

李素也承认，皇帝要成为信仰和实政的双重领袖，确实有好处，但明帝章帝演过了，也高估了后世子孙的抗风险能力。

既然有了失败经验，肯定不能照搬。

而李素的改法也很简单：现在不是已经从察举制改成科举制了么？雒阳的太学，可以渐渐调整功能，未来肯定是要逐步向历史上的“国子监”过渡的。

既然如此，科举下的太学/贡院，性质逐步从教学往考核转变，那皇帝还讲什么课？

以后，在科举的考试环节，最后加一道殿试，皇帝亲自最终策问几个问题，把关一道，那不就是用“天子门生”这种后人都很容易理解的办法，来取代汉明帝、汉章帝那些吃力不讨好、对皇帝本人儒学素养要求过高的操作了么。

说句题外话，殿试这个制度，李素之前在科举的早期雏形改革里，一直还没提出呢，并不是一般化的制度，最多是皇帝偶尔基于“唯才是举”，对个别特别牛逼的人才，要策问召对。

李素当时不敢改太大、太伤筋动骨，也是本着一开始要极简主义、把天下士人对科举制的反对力量降到最低。

现在天下太平了这些年了，今年又要开恩科，这一科开始，把殿试形成固定制度，也还不晚。

刘备听了这个建议，也是大喜称善，同时稍微仔细想了想，也是忍不住苦笑——原因无他，主要是大汉搞的科举制度，相比于原本时空的早期科举，录取规模实在是大得多了，皇帝要亲自殿试询问鼓励每一个录取人员，那工作量也就大了很多。

毕竟，原本历史上的科举，录取出来都是县级的官员。但现在刘备和李素搞的科举，连“县分局”那些官员，都要考试录取了。

天下一千多个县，基层官员能上万，哪怕每十年、二十年轮流换一次血，皇帝到了大比之年，也得亲自召见少则五百人、多则上千人来谈话、赐宴。

哪怕每个新官说三句话，那就是三千句，皇帝也累啊。哪怕不过脑子，说三千句“爱卿辛苦了”，那也会口干舌燥的好不好。

刘备已经开始担心，将来他的子孙有没有这个jing力来如此勤政，每次考试之年都做好跟下面的人聊三千句天的心理准备。

要是jing力不济或者遇到怠惰的昏君，估计得想办法群发了。